我无可奈何啊(笑)。对我的批评有两大类,说我“两拍”,不是拍外国人的马屁,就是拍政府的马屁。我自己老开玩笑说,我实际上一直在拍自己的马屁(笑)。很无奈,因为很多说法时间长了,好像就形成了一个既定看法,好像这个看法就这么存在着。
因为了解你的人并不多,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连娱乐圈里很多我的同行,都未必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别人都不了解我。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是五十个人吧,那就很可怕了,全世界就这五十个人最清楚你心里怎么想,其余的人都是听别人说的!我现在在很多人眼中,可能就是个投机分子,就是“张艺谋每天就琢磨着,怎么讨好外国人;或每天琢磨着怎么他妈的讨好政府”,就成了这样子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人成虎”,就是说很多事情经过不断的说,就愈来愈变样子了。真相是什么?没人知道。我自己很困惑,也很无奈。
大量的对我作品的批评,慢慢地在十几年当中,形成了对我这个人的看法。于是乎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的同行,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认为“张艺谋就是个投机的人。他根本不热爱电影,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去创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看法,你只能苦笑了。你可以说我拍外国人的马屁,“好!我拍外国人马屁!”你说我拍政府马屁,“好!我拍政府马屁!”但你说我不爱电影,我拿电影做工具,这就从本质上否定了你创作最基本的真诚,你没有真诚、没有爱,电影成了个工具,去做很不好的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你就没办法辩解了,你真的成了一个小人了(笑)。这我没办法解释,我真的没办法解释。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娱乐圈里,或老百姓当中,有多少人有这种看法,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也不做解释,我也不管,但我很不高兴别人这么看我,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但我相信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看我的。只有我身边的五十个人大概了解我,我是真的迷恋电影、喜欢电影。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大家有的苦恼,在中国拍电影有很多苦恼,每个导演有的苦恼,我也有,没什么特殊。但没办法,改变不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很无奈。”这种无奈,可能到我老了、死了,都还存在(笑)。
即使当代的许多电影导演也都不了解我。他们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耳朵和嘴来了解我。现在年青一代的像贾樟柯、陆川根本不了解我。像我的同学,陈凯歌、田壮壮,有十几年都跟我不太来往了。虽然我们是老同学,但他们的印象是二十几年前的张艺谋,现在的张艺谋是怎么样,其实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误会非常多。
●──在您所有电影里头,您觉得哪一部自传性质最强?
拍《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放了很多我个人的元素,因为拍这电影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不过离我最近的是《活着》。我看过台湾的焦雄屏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她说,什么时候第五代导演会开始拍他们的自传呢?她拿台湾新电影运动和侯孝贤的自传电影做比较,说,什么时候第五代导演开始拍他们的自传,第五代才真正成熟起来。哎哟,倒是这句话很刺激我。
《活着》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它以“文化大革命”做背景。其实我对“文革”的故事最感兴趣,不是政治层面的,而是关于生活的、关于人性的。我最想拍的题材,是“文革”的题材。“文化大革命”从我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因为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我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我对“文革”有很深的感受。我相信我的感受不同于陈凯歌,不同于田壮壮,也不同于很多人。我看过陈凯歌写的《少年凯歌》,写得很好,凯歌的文笔我一直很佩服。但我看了觉得那跟我自己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说。所以我很想拍“文革”,不只拍一部,我很想拍十部这样的电影。在这样一场大悲剧面前,人性暴露出了许许多多的弱点、它的痛苦、它的扭曲和它的舒展。人性在这十年中非常有意思,远远比现在有意思。现在和平年代,大家都讲娱乐、轻松、休闲,比较平庸。我觉得和平时代,生活很好,但人的思想比较平庸。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生存在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精神状态中。
●──虽然《活着》是您截至目前唯一一部探讨“文革”的作品,这部电影至今还未通过审查。
时机不好……田壮壮的《蓝风筝》和我的《活着》就赶上了,就搁着。
●──但日后还是有许多关于“文革”的片子在中国上映。
不过很淡、很淡。不能直接拍“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当做很远的背景。即使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文革”的描绘还是很虚很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