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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德国人和战争与和平中的大屠杀（第1页）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的传说

当盟军解放的坦克在被战争撕裂的德国四处蔓延的时候，它们遭遇了两个有着鲜明对比的德国：第一个是许多明信片上城镇的外观，以及微笑的德国小姐；另一个是纳粹死亡营可怕的遗产。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集中营都是一堆堆丑陋的、散发着恶臭的尸体。它们所呈现的令人恶心的景象，以致士兵们把道德的愤怒发泄到纳粹的警卫身上，不是射杀他们，就是让囚犯把他们分尸。美国第四装甲师解放了在哥达附近奥尔德鲁夫的奴役劳动营，逮捕了当地的市长和他的夫人，并带他们参观了这所劳动营。纳粹在里面工作的一座阴森大楼在市长的小城一览无遗，鉴于这一事实，当市长告诉美国指挥官他并不知道任何腐烂尸体发出恶臭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简直难以置信。在答应第二天和所有成年的市民重返劳动营之后，由于不能面对与这一真相的再次遭遇，这位市长和他的夫人自杀了。奥尔德鲁夫是盟军在1945年4月和5月解放的许多死亡营中的一个，它揭示了纳粹暴政的可怕之处。那时和后来的德国人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他们并不知道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任何罪行。在世界新闻界，奥尔德鲁夫也扮演了这一角色。当盟军最高司令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他的两位主要的司令官奥马尔·?布拉德利和乔治·?巴顿一左一右陪伴下访问这一劳动营的时候，他以极度愤怒的口吻对士兵们说：“我要让每支在前线的美国部队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跟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正在为何而战。现在至少他将知道他正在与什么东西斗争。”

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盟军领导人已经发誓起诉纳粹战犯，他们也郑重承诺在纽伦堡召集战犯法庭。战胜国决定不仅要审判活着的纳粹领导人，而且要让德国人为所有以希特勒及其党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负责。纽伦堡审判假定了德国民众是有罪的，而非清白无辜。这一有罪的假定如何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是适当的？一个人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在道德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我们的统治者以我们的名义，为我们集体的利益的所作所为负责。然而，公民对他们领导人的罪行在犯罪的意义上是没有责任的。正如雅斯贝尔斯很早以前指出：罪行有程度的差异，犹如承担的责任有程度的差异。罪行和责任以对犯罪行为的知晓和对犯罪行为的共谋为先决条件。德国人对大屠杀知道些什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如何参与这一犯罪的呢？

当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声称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似乎没有人直接知道任何事情；他们只是听到了东部残暴行为的谣言和没有证实的报道。德国人后来说，无论如何，一个人面对大规模残暴行为的报道能够做些什么呢？把它们报告给警察？米尔顿·?迈耶在战后采访了前纳粹分子，一再听到同样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白：“在政府专制统治下，谁愿意成为第一个承担……追踪怀疑政府过失的人？谁愿意在动荡和战争期间，在自己的权力之外，让自己关注真正的或者谣传的……完全在自己生活之外的邪恶？毕竟，假如一个人发现了能做什么呢？”他们只是作为强迫他们服从命令的邪恶制度中的微小齿轮，在这样的辩解背后，普通德国人共同重复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反对这个制度。”但是，当面对直接共谋犯罪行为的时候，许多德国人宣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首先是说谎或者否认，然后是借助机器中小齿轮的辩解，接着是来自更高权力部门的命令。什么是在这些宣称背后的真实故事？它可能在一层层谎言、否认、躲避、心理抑制、转移、合理化中挖掘出来吗？它是一个无望的学术努力吗？——尤其是假如一个人接受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撒谎已经成为了德国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不可能回溯性地“固定”既往，对死去的犯罪者或者胆怯的旁观者作出倾向性的道德判断也无济于事，因此，聚焦我们一定程度确切知道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共信息的可靠性，以及德国人知道这些信息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得到最好的帮助，并对它作出合适的评估。

为了回答有多少德国人知道大屠杀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开始于一系列的缩减。这些缩减直接或间接与涉足犯罪自身的人数相关。宽泛而言，这会涉及希特勒、大多数纳粹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特别行动队和它的辅助部队、党卫队集中营的人员、州和纳粹党各种各样机构中控制犹太人事务的大多数官员。这些事务包括财产没收、法律上的甄别、移民、强制劳动、强迫集中居住、驱逐出境。

保守而言，这包括大约10万人，也许至多25万人。无论人数是多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数字，因此合乎情理的是：有太多的人不可能对如此规模的罪行守口如瓶。确实正如上面所显示的，无数的士兵离开东部前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皮夹子里携带了残暴行为的照片，并且告知亲人的事情又被亲人告诉了别人。在东部前线有关大规模枪杀的信息很快流传了出去，到1942年已广为人知。纳粹的宣传——假如得到合适的解析和评估的话——无疑让公众感到可怕的复仇正降临到犹太人身上。当然，战争切断了德国人的大多数国外信息来源，使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纳粹的宣传，另外，大屠杀发生在东部前线，因此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超出了视线和关心。但是，德国人非常清楚犹太人受到他们政府多么残酷的待遇，他们不可能忘记在光天化日下，在数十万德国人眼皮下进行的对整个德国犹太人的驱逐。根据劳伦斯·?斯托克斯的评估，大多数反犹太人的恐怖行为被德国民众广泛知晓。毕竟来自帝国和欧洲各地无尽的列车充塞了饥渴、垂死的犹太人，车头向东行驶，这几乎是无法隐藏的。

尽管严格保密的大幕覆盖在大规模杀戮和毒气杀人之上，同时可以确信纳粹领导人相信德国民众不会情愿接受这一罪行，但事实证明长期隐藏这一罪行和它的恐怖是不可能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在1941年夏季知道了这些残暴行为，他们在毒气杀人刚一开始就得到了这一信息。这一点对于波兰地下力量的领导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领导人之一扬·?卡尔斯基前往英国，然后去美国警告西方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安东尼·?艾登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卡尔斯基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德国人毒气杀死之时，没有人相信；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难以置信地听取了卡尔斯基的故事，然后坦率地告诉他：“卡尔斯基先生，像我这样的人和像你这样的人谈话必须完全坦诚。因此，我说我不能相信你。”卡尔斯基只是许多大屠杀的见证者之一，他们试图竭力告诉世界其余地方他所看见的东西。正如上述所提及的，库尔特·?格施泰因是另一位信息通报者，他带来了可怕的犹太人被灭绝的新闻；死亡营的越狱者也将同样的新闻告诉了波兰地下组织、梵蒂冈和西方列强。

但是，有多少这样的信息传达到了德国公众那里？根据伊恩·?克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公共舆论的详尽分析，犹太人问题“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似乎只有到谣言流行起来的时候，德国人才注意到犹太人问题。这个谣言就是，恐怖的空袭是对德国人在东部前线残暴对待犹太人的报复。许多人感到害怕的是：因为犹太人在东欧所受到的待遇，得到同盟国政府支持的他们可能发泄可怕的复仇。一位德国的神职人员说：政府有关苏联在卡廷残暴行为的报道，并不能给党卫队对犹太人犯下的同样残暴行为的事实涂上光泽。在卡廷，共产主义分子对一万多波兰军官进行了大屠杀。这位神甫警告道：“党卫队给予犹太人可怕且非人道的待遇就是召唤上帝惩罚德国人。假如这些杀戮者没有带来对我们痛苦的复仇，那么就不再存在神圣的正义。德国民众对自己犯下了如此血腥的罪恶，以致不能得到怜悯和宽恕。”正如克肖所指出的，有关德国人对犹太人残暴行为的这些评论，完全指向特别行动队大规模的射杀。细查大量当代资料，克肖没有发现对毒气杀人的任何提及，同时也没有波兰集中营的任何参考资料。

为了反击有关灭绝犹太人的谣言，纳粹领导层散布了模棱两可且经常相互冲突的信息。一方面，纳粹的宣传证明迫害犹太人是合理的，因为犹太人发起了针对德国士兵的游击战，和德国的敌人联合在一起实施着广泛的破坏和战斗；另一方面，犹太人被断言有罪，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战争期间，大众宣传的主题把犹太人描绘为战争的煽动者，以及致命的军事对手。犹太人是战争贩子这一主题定期地出现在德国的报刊上，并证明了这个政权不间断地需要把注意力从军事失败中转移出来，同时只是间接地证明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这个政权陷入了它自己谎言的网络当中，它从来没有公开地坦白对犹太人真正的所作所为，除了一次是戈培尔在《帝国》杂志（1941年11月16日）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文章《犹太人是有罪的》。戈培尔在其中宣称犹太人对发起这场战争负责，并且现在“要忍受逐步灭绝进程的痛苦”，正如1939年1月30日元首的预言所预先告知的那样。这个宣传部长坚持认为，对犹太人无需显示任何同情，因为他们正在破坏这个帝国。他说每个死于这场战争的士兵将自动地登记在“犹太人罪恶的账目表上”。显示出些微程度怜悯的德国人都是玩忽责任，明显是在对国家犯罪。《帝国》杂志有50万的发行量，对有教养的读者群很有吸引力。但是，戈培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石头地上，在当时完全被忽视。事实上，这个宣传部长著名的坦诚之言，也被战后的历史学家所忽视，包括格拉尔德·?赖特林格和劳尔·?希尔贝格，他们是第一批记录纳粹种族灭绝的历史学家。

我们该如何解释在不同场合广泛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漠视呢？德国的公众已经被纳粹花言巧语的宣传弄得非常厌倦了，他们对此不闻不问，或者贬低了它们的意义。这可能也发生在戈培尔文章发表的情况下。其次，不可能希望那时的民众具有如此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以致他们可能从他们所知的纳粹夸张的宣传中推断出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真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霍伊斯是《帝国》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后来他解释道：最有教养的德国人简直不能理解这一种族灭绝规模，因为他们的想象没有超越传统的中产阶级和基督徒的推测所建立起来的疆域。联邦德国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东部前线的德国部队里服役，非常愤怒地拒绝一些历史学家的指控，即德国军队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说，由于在东部前线服役，他总是能听见一些据说是在国防军的保护伞下或者由国防军成员自己犯下的残暴行为。施密特声称普通的德国士兵本质上过着隔绝的，甚至是强制定居生活，这些生活状态使得他们与犹太受害者隔离，使他们严格地限制在自己的军事行动领域。

回顾过去，必须拒绝这一看法的正当性，但是其心理含义是清楚的：施密特和一代德国人，过去且现在依然否认他们在第三帝国作为积极参与者或者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他们看见并听见足够多的真相，但是接下来使自己和他们的所见所闻隔离开来。这一保护性的策略渗透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把其延续的几个阶段的特征概括为：不想要确切地知道，不想要承受它，不想要它是真实的。德国人不想要知道；但是当他们面对真相时，他们要么故意否认真相，要么在心理上扭曲它。后者采用了如下一些心理防御机制：投射、寻找替罪羊、心理抑制、平凡化。因此，许多人声称犹太人只是“消失了”；他们“正被重新安置在东部”从事一些诚实的工作。无论怎样，为何要为一些犹太人担忧呢？此时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死于遥远之地，或者此时数以几十万计的市民在盟军恐怖的空袭中死去。总之，德国人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除了一些同情的旁观者的日记或者回忆录呈现出些微的洞察和勇气的绿洲，几乎不存在任何迹象表现出公众对犹太人所遭受的待遇的关心、羞耻或者愤怒。对于那些深表关心的人来说，除了记录他们的无能和对未来几代人的羞耻之外，也是无所事事。一位帮助过犹太人，并且知道他们是如何被消灭的柏林人写道：

这一恐怖真的难以描述，以致任何想象都难以接受其真实性。无法想明白某件事情，也简直无法得出某个结论。在理论知识和对个别案例的具体运用之间，存在着无法架设桥梁的深渊……我们没有可能用我们的想象力连接两者，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假如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母亲、兄弟、朋友、爱人忍受着持续的痛苦，被折磨致死，我们可能继续生活下去吗？……就是胆怯让我们那样想的吗？也许！但是这样的胆怯属于人的原始本能。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想象看到死亡，生命的存在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人能够想象折磨、恐惧，以及和死亡一样的痛苦……只有这样的漠不关心可以让继续的生存变为可能。如此这般的认识是痛苦的，耻辱而痛苦的。它们确认了我们也不属于坚强和骄傲的人，敢于对非正义发起一场伟大的圣战。到底谁挺身而出为几十万受害的亚美尼亚人的极度痛苦复仇？谁反抗过宗教裁判所的酷刑？犹太人大屠杀的新闻在世界四处传播。有人因此吃不下早饭吗？因为受害者的困境震惊了他们，或者撕裂了他们的良心，是否有人就因此活不下去吗？

这样痛苦的反应解释了消极和漠不关心，但是当然没有对它们进行辩解。这似乎揭示了在大多数历史危机中，社会和个人一样，都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危机的深度，因为他们以自我保护的心理态度寻求着庇护所。假如极少数勇敢的德国人退缩到绝望中，至多采取了小规模的反抗行动，而多数人服用了道德的安眠药，那么谁留下来犯下了大规模的杀戮之罪呢？答案是纳粹运动的核心分子，以及所有那些被说服宽恕这一杀戮计划的人。他们的数量不可能精确地确定下来，也不可能测定涉及个别案例的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假如可能的话，在大多数案例中辨别杀戮者的行为动机是哪种心理的结果也是困难的，它们包括暴力的犹太恐惧症、对权威的服从、追名逐利，或者施虐狂。

为了测定可能无法测定的东西，同时用些许的证据以及演绎、直觉从事工作，我们就不应该惊讶于历史学家没有能力在以下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总人口当中，犹太恐惧症的强度到底如何。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表明，德国民众并没有赞成纳粹领导层生物学—种族的对犹太人的仇恨。甚至在纳粹统治下，犹太恐惧症也非同出一辙。一个人依然必须区分传统的旨在歧视性举措的犹太恐惧症和希特勒旨在灭绝的犹太恐惧症之间的差异。一个人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不能忽视基督教犹太恐惧症持续的存在，因为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大屠杀期间宗教机构的失败。纳粹宣传比以往更成功地向绝大多数德国人灌输了犹太恐惧症的偏见，但是它没有成功地让多数人疯狂地参与灭绝性地对犹太人的仇恨，这种仇恨感染了纳粹的统治精英。在大屠杀降临到犹太人身上的时候，戈培尔、希姆莱和纳粹的其他高层领导人不断地抱怨部分普通德国人缺乏狂热的状态。我们已经叙述了戈培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沮丧，尤其是当他听到柏林人对犹太人必须戴上黄色之星表示同情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恼怒。1944年10月4日，希姆莱向他的党卫队地区总指挥抱怨道：许多人，包括纳粹党的成员“给我或者一些其他管理机构提出了宝贵的怜悯恳求；他们一直说所有的犹太人当然都是猪猡，但是某某先生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不应该触及的正派的犹太人”。两天之后，希姆莱在波兹南纳粹党的全国领袖和大区领袖大会上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他把对犹太人的灭绝比作德国历史中辉煌的一页，但同时也对“超过8000万的德国人感到沮丧。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正派的犹太人”。诺曼·?科恩对纳粹德国公众的犹太恐惧症的性质及其效果最好的判断是：大多数人处于与其说是疯狂的仇恨不如说是完全的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这不是一个小成就，因为这就是杀戮者所需要的一切，通过公众的支持他们可以实施自己的犯罪活动。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人继续持有强烈的歧视性的而非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这种大众的歧视性犹太恐惧症与引发大屠杀毫无关系。德国民众没有集体地决定发动这场大屠杀；他们狂热的领导人在绝密的情况下发动了这场大屠杀，他们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确信有着广泛的大众支持。希特勒和他的种族灭绝的亲信寄希望于对犹太人普遍的公共偏见，这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大众赞同的形式得到充分的回报，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从歧视性犹太恐惧症中获得的；而是因为这会让他们强化自己的极端举措，他们知道公众可能不会对正在施加给犹太人的东西大惊小怪。伊恩·?克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和德国民众的冷漠，足以给予纳粹政权不断上升的、有着犯罪动力的仇恨以自主性。纳粹政权需要这一自主性去发动这场大屠杀。”

从集体犯罪到集体的心理抑制

1945年夏季，在许多德国的城镇和乡村出现了招贴画，宣布：“你是有罪的！”这些招贴画展示了来自贝尔森集中营的画面和故事，因为几个原因在公众那里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焦虑。画面是恐怖和令人震惊的，“你是有罪的！”这一指控让民众感到不舒服，因为它指向所有的德国人，并且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署名的展示促动了不确定的感情：是谁正在传递这样广泛的审判。德国人很快发现获胜的、宣称代表纳粹受害者的盟军不仅作出了这样的审判，而且计划让德国人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负责。德国人不可以对自己作出审判，因为他们的敌人占领和分割了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必须习惯于美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的审判，要么一致行动，要么跟随他们的法律的、政治的或道德的法规。正如通常所知道的，紧接着的是一个四年期（1945—1949），其间，共同的努力是惩罚那些对把世界带入战争之中负有责任，以及那些对落入他们控制的人犯下难以言表罪行负有责任的德国人。

因为纳粹犯罪的范围如此广泛，涉及数百万的受害者，死亡或下落不明，并难以找到目击证人，因此认定和惩罚这一犯罪行为是不容易的。另外，德国的战败已经造成了它所有机构的完全毁灭和完全崩溃，这一事实使得完成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这一崩溃给每一个相关的人、茫然的德国人和昏头昏脑的军事机构都造成了普遍的困惑。步履维艰的社会经济问题困扰着整个国家，尤其是数百万遭到轰炸流离失所的家庭，以及远远超过2000万不同国籍的“无家可归之人”。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氛围中，战胜国在纽伦堡召集战犯法庭审判纳粹领导人，他们要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负责。大量的著作记述了对21名著名的纳粹领导人、无数不太出名的亲信，以及和他们相关的犯罪机构（主要是党卫队）的起诉过程。通常大家都认为，这些审讯有助于突出纳粹政权非人道性，有助于给予公正的处罚这些有益的目的。

但是，这些审讯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是失败的：它们没有说服德国民众正义得到了执行，同时它们只是起诉了少数的犯罪者。尽管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在短期内十分突出，但是纽伦堡法庭和相关的审讯是由战胜国引导的，它们并不代表犹太人的利益，而只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在纽伦堡，大屠杀是一个边缘性的议题；它的意义没有被犹太人社会之外的任何人所认识到，更不用说是德国人自身了。

正如先前所提及的，德国人决不会审判自己，并且许多人竭力躲避审判。在纽伦堡，他们过去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悲怆的场面，谴责这一审讯是胜利者的正义，躲避在一系列防卫性的姿态后面，它们包括被迫执行命令、平凡化、对断定的犯罪全然无知。当他们不专注于推卸个人责任的时候，他们又为战败或没有成功履行行政或军事领导职责相互攻击。一些主要的领导人似乎又显示了良心的悔恨，认识到他们是纳粹主义犯罪行为的自愿参与者。汉斯·?弗兰克再次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他的公开坦言让他的被告同伴大为震惊：“千年易过，德国的罪行难消。”艾伯特·?施佩尔接受他在纳粹德国所发挥作用的全部责任，这个观点一方面引起了被告同伴的厌恶，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原告的怀疑。同盟国的法官或者律师显示如此的怀疑态度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当他们面对着迟延的辩护或者坦白时，怀疑这些行为可能受到犯罪者自利动机的促动。这些犯罪者企图提高自身的重要性，或者取悦原告，说服他们更加宽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