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奇从邦尼尔斯寄来一份包裹——一个有亮橘色内层的长形柚木冰桶。罗斯玛丽立即打电话向他致谢。哈奇在油漆工离开后曾看过一次公寓,但在罗斯玛丽和凯迁入后还没来过,因为罗斯玛丽说,椅子迟送了一个星期,沙发还得一个月才会送来。“拜托先别急着请客人过去,”哈奇说,“告诉我,一切都还好吗?”
罗斯玛丽开心地对他详述一切:“而且邻居看起来都挺正常。”她说,“除了两位有点异常的同性恋外。住我们对门的,是一对人很好的古尔德老夫妇,他们在宾州有一处专门饲养波斯猫的地方,我们若想要的话,随时可以养一只。”
“猫会掉毛。”哈奇说。
“还有一对夫妻,我们还没真正见过面,他们收留了一名吸过毒的女孩,我们倒是见过那女孩,那对夫妻把她治好后,还要送她去读秘书学校。”
“听起来你们好像搬进援助之家了。”哈奇说,“我很高兴。”
“可是地下室挺恐怖的。”罗斯玛丽说,“每次我一去就开始骂你。”
“干吗骂我?”
“还不都是你那些故事害的。”
“如果你是指我写的故事,我也很想骂我自己;若是指我告诉你的事,那你就公平一点,连通知着火的警报器,还有预报台风的气象局一起骂吧。”
罗斯玛丽回应道说:“以后没那么糟了,我刚才提过的那个女孩会陪我一起下去。”
哈奇说:“显然你已发挥正面影响力,那房子不再是恐怖屋了。好好享用冰桶吧,帮我跟凯打声招呼。”
住在7D公寓的卡普家出现了,是一对三十多岁的矮胖夫妻,和一名叫丽萨的两岁女儿。好奇的丽萨坐在婴儿车上问:“你吃过鸡蛋了吗?有吃‘脆脆船长’[1]吗?”
“我叫罗斯玛丽。”罗斯玛丽说,“我吃过鸡蛋了,可是我没听过‘脆脆船长’,他是谁?”
九月十七日,周五晚,罗斯玛丽和凯以及另外两对夫妻去看舞台剧《达利太太》的预演,然后参加摄影师狄·贝堤隆在西四十八街摄影工作室所举行的派对。凯和贝堤隆为了演员公平政策和禁聘外国演员的议题起了争执。凯认为应该禁止,但贝堤隆认为那是错的。其他在场人士虽然嘻嘻哈哈地打圆场,化解争执,但不久,十二点半才过没几分钟,凯便带着罗斯玛丽离开了。
夜晚天气温暖宜人,两人信步徐行,就在快要抵达漆黑的布拉德福德大厦时,他们看到大厦前方人行道上,二十几名群众围着一辆停靠路边的轿车。两辆并排停靠的警车车顶上的红灯不停地旋转闪烁着。
罗斯玛丽和凯紧张地手拉手,加快脚步。街道上的车辆好奇地放缓速度;大厦里的住户打开窗子,从怪兽形的滴水嘴石像旁探出头。夜班门房托比拿着棕色毯子从屋里出来,警察转身接过毯子。
福斯车的车顶全毁,殃及车侧,挡风玻璃破成碎屑。“死了。”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我抬头一看,以为是只大鸟扑下来,像老鹰或什么的。”
罗斯玛丽和凯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从人群背后张望。“往后退,行吗?”一名站在中间的警察说,人们纷纷让开,有个穿运动衫的背影移开了。罗斯玛丽看到特里躺在人行道上,一只眼睛瞪着天空,半边脸砸成一坨红浆。棕色毯子罩到她身上,毯子落定后,有片地方被染红了。
罗斯玛丽扭开头,闭上眼,右手本能地画着十字。她紧闭双眼,很怕自己吐出来。
凯身子一缩,倒吸一口凉气。“噢,天啊。”接着叹道,“噢,我的上帝。”
一名警察说:“退开行吗?”
“我们认识她。”凯说。
另一名警察转身问:“她叫什么名字?”
“特里。”
“特里什么?”警察年约四十,浑身冒着汗,有对十分漂亮的蓝眼睛和浓黑的睫毛。
凯问:“亲爱的,她姓什么?特里什么?”
罗斯玛丽张开眼睛,使劲咽着口水:“我不记得了,”她说,“是意大利姓,很长,她还开玩笑说连自己都不会拼。”
凯对蓝眼警察说:“她跟7A公寓的卡斯特韦特夫妇住在一起。”
“这我们已经知道了。”警察说。
另一名警察拿着一张淡黄色的记事纸走过来,米克拉斯先生紧抿着嘴跟在警察身后,条纹睡衣上罩了件风衣。“写得简短而温馨。”警察将黄纸条递给蓝眼警察说,“她用创可贴把纸条贴在窗台上,以防纸条被吹走。”
“公寓里有人吗?”
另一人摇摇头。
蓝眼警察读着纸上的字,若有所思地咂着前齿啧啧作声。“特里莎·吉奥诺福丽奥。”他用意大利语发音读着,罗斯玛丽点点头。
凯说:“星期三晚上,根本看不出她有那么悲观。”
“全是悲观的念头。”警员说着打开笔记夹,把黄纸放进去合上,一部分纸还露在夹子外。
“你认识她吗?”米克拉斯问罗斯玛丽。
“不是很熟。”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