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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构图（第1页）

皮耶罗·罗塞利率工人打掉皮耶马泰奥的旧湿壁画时，米开朗琪罗正忙着替新的湿壁画构图。因为教皇对拱顶绘饰有清楚的腹案，因而他按照教皇的构想进行设计。至于这腹案是出自教皇本人的想法，还是他咨询顾问后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得而知。米开朗琪罗在个人摘记里写道，他根据枢机主教阿利多西定下的“条件和协议”行事。[1]这段话表明这位枢机主教无疑涉入甚深。[2]

赞助者决定作品主题的做法司空见惯。画家和雕塑家被视为艺匠，得完全遵照出钱者的意思制作艺术品。吉兰达约与托尔纳博尼签的合约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赞助者委托艺术家制作大型湿壁画组画时，干涉创作内容和形式到何种程度。[3]托尔纳博尼是一位有钱的银行家，委托吉兰达约绘饰新圣母玛利亚教堂内以他的姓氏命名的礼拜堂，委制合约规定的事项几乎涵盖绘饰的所有细节，吉兰达约少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合约中不仅言明哪个场景该画在哪面墙，还清楚规定各场景的作画顺序和画面大小。该用何种颜色，乃至该哪一天动笔作画，都在规范之列。托尔纳博尼要求将大量人物，包括各种鸟兽画进各场景。吉兰达约是个勤恳细心的艺匠，很乐于按赞助者的意思作画。他的湿壁画非常生动活泼，某著名艺术史家形容他笔下的某些场景，“像画报的版面一样塞了太多东西”。[4]在某场景中，吉兰达约画了一头长颈鹿。这只异兽大概是根据实物画成，因为一四八七年洛伦佐·德·美第奇的花园养了一只非洲长颈鹿，后来因为不习惯佛罗伦萨狭窄的生活空间，长颈鹿因头猛撞横梁而亡。

因此，米开朗琪罗时代的艺术家绝非如我们今日浪漫想象的那样，个个是孤独的天才，自出机杼创造出富有创意的作品，而不受市场需求或赞助者摆布。只有到了下个世纪，才有萨尔瓦多·罗萨（SalvatoreRosa，一六一五年生）这样的画家敢于傲然拒绝赞助者的指示，并要其中一名太挑剔的赞助者直接“去找制砖工人，因为他们听命行事”。[5]在一五○八年，米开朗琪罗的地位像个制砖工人，只能遵照赞助者的要求行事。

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下，一五○八年春米开朗琪罗拿到教皇的西斯廷礼拜堂绘饰构想时，绝不会对其构图之详细感到惊讶。尤利乌斯的构想比皮耶马泰奥的星空更为烦琐复杂。他希望礼拜堂窗户上方画上十二名使徒，顶棚剩下的地方则覆上由方形、圆形交织而成的几何形布局。尤利乌斯似乎喜欢这种模仿古罗马顶棚装饰的万花筒式图案。十五世纪后半期已成为热门景点的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顶棚，就饰有这种图案。同一年，尤利乌斯还以类似的构图委托另两位艺术家绘制装饰画，一个位于平民圣母玛利亚教堂内布拉曼特刚完成不久的高坛拱顶上，承制者是平图里乔（Pinturicchio），另一个位于教皇打算移作他个人图画馆的梵蒂冈宫署名室的顶棚上。

米开朗琪罗努力画了一些素描，希望能画出令教皇满意的图案、人物构图。为了寻得灵感，他似乎还在这时期请教了平图里乔。平图里乔本名贝纳迪诺·迪·贝托，嗜喝葡萄酒，因装饰风格艳丽而得此称号（意为艳丽画家）。他是罗马最有经验的湿壁画家之一，五十四岁之前已绘饰过意大利各地许多礼拜堂。大概也曾在佩鲁吉诺底下当助手，绘饰西斯廷礼拜堂的墙壁。平图里乔直到一五○八年九月才真正开始绘饰平民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高坛拱顶，但很可能这时已在画素描，因而米开朗琪罗才得以在该年夏天看到。总之，米开朗琪罗最初为西斯廷顶棚画的素描，让人觉得与平图里乔的很类似。[6]

不过米开朗琪罗显然仍不满意自己的心血。教皇构图予他的最大难题在于除了十二个使徒像，他没有多少空间去探索他所热爱的人体。他在教皇构图里加进了有翼天使和女像柱，但这些传统人物只是几何布局的一部分，因此与《卡西纳之役》中肌肉结实、躯体扭转的裸像大不相同，比起之前放弃的教皇陵案，更让他觉得不值，因为他原希望在教皇陵雕出一系列斗志昂扬的裸身超人。面对这么一个乏味的构图，米开朗琪罗对这个承制案想必兴味索然。

这时教皇已习惯了米开朗琪罗不断的抱怨，因而该年夏初，这位艺术家再度当着教皇面表示反对意见时，他想必已不会太惊讶。米开朗琪罗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向教皇抱怨说，他所建议的构图最后会是个casapovera（“很糟糕的东西”）。[7]很难得，尤利乌斯似乎默认，未多说什么。他只是耸耸肩，然后据米开朗琪罗的说法，让他放手去设计他的案子。米开朗琪罗后来写道，“他给了我一个新案子，让我尽情发挥”。[8]

米开朗琪罗说教皇让他全权负责，这说法不可尽信。尽管米开朗琪罗是声望崇隆的艺术家，但要教皇将基督教世界这最重要礼拜堂的绘饰工程，全权交给仅仅一位艺术家，再怎么说也是不合常理的。这类装饰画的内容，几乎都会参酌神学家的意见。西斯廷礼拜堂湿壁画显现出了深厚的神学素养，例如针对摩西、耶稣生平近似之处所绘的一连串对照，说明此设计背后有渊博知识的支撑，而既不懂拉丁文也没学过神学的那群画家绝不可能想出这样的东西。这些湿壁画上方的拉丁铭文，事实上出自学者出身的教皇秘书安德烈亚斯·特拉佩增提乌斯（AndreasTrapezuntius）之手，新成立的梵蒂冈图书馆首任馆长——爱书成痴，外号“普拉蒂纳”的巴尔托洛梅奥·萨奇（BartolommeoSacchi），也指导过这支湿壁画团队。[9]

如果说西斯廷拱顶画宏大的新设计图，曾有哪位人士提供意见，那么除了枢机主教阿利多西，最可能的人就是奥古斯丁修会的总会长艾吉迪奥·安东尼尼（EgidioAntonini）。他因生于维泰博而以“维泰博的艾吉迪奥”之名为人所知。[10]三十九岁的他的确胜任这项工作。他娴熟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是当时意大利最博学的人之一。不过真正让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激动人心的讲道。艾吉迪奥面相凶恶，头发蓬乱，蓄着黑胡子，肤色白皙，眼睛炯炯有神，身穿黑袍，是意大利最具魅力的演说家。听讲道十五分钟就会打瞌睡的尤利乌斯，听他慷慨演说两小时，全程非常清醒，由此可见他的口才之好。教皇委制这个顶棚画，就像委制其他案子一样，是为了颂扬自己的统治威权，口才绝佳的艾吉迪奥既是教皇最器重的宣传高手，又善于在《旧约》里找到提及尤利乌斯的预言性字句，因而想必也曾为这项工程贡献心力。

不管出自何人之手，西斯廷顶棚画的设计图都得经过异端裁判官挑剔的审查，也就是获得圣宫官（教皇御前神学家）的同意。一五○八年，多明我会修士拉法内利出任此职。圣宫官一职向来由多明我会修士担任。由于对教皇忠心耿耿，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通常又被人以谐音双关语谑称为dominicane，意为主子的走狗。数百年来，教皇都用他们执行收税、担任宗教裁判官等不讨好的工作。一四八三年西班牙重设宗教裁判所后，将两千多名异教徒用火刑处死的托尔克马达，就是该会恶名昭彰的成员之一。

拉法内利的职责在于为西斯廷礼拜堂挑选传道士，必要时审核他们的讲道内容，以及扑灭任何异端邪说。凡是有幸被拉法内利选上在西斯廷礼拜堂讲道者，即便是维泰博的埃吉迪多，都必须事先交出讲稿以供审查。讲道者言词偏离正道时，拉法内利还有权打断讲道，将他赶下讲坛。随时注意有谁违背神学正道的德格拉西，有时也协助拉法内利执行这些职务。

想必有某个人，像拉法内利那样关切西斯廷礼拜堂内正统维护的人那样，主动关注米开朗琪罗的设计。即使拉法内利未提供具有创意性的见解，米开朗琪罗想必至少在数个阶段和他讨论过自己的设计，而且有可能曾将素描和草图拿给他过目。但耐人寻味的是，从现有史料来看，向来不会掩饰不满之情的米开朗琪罗，从未不满于圣宫官，或者其他任何可能干涉他设计的神学家。这件事实以及顶棚画上某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此方面内情的细部，或许正说明了尤利乌斯的确放手让米开朗琪罗做主。

至于内容复杂而丰富的构图，米开朗琪罗想必比当时大部分艺术家更能胜任。他学过六年左右的语法，虽不是拉丁语法，但老师是来自乌尔比诺的专家；在当时，乌尔比诺是罗马、佛罗伦萨富贵人家子弟就读的著名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在十四岁左右进入圣马可学苑后，不仅研习雕塑，还在多位杰出学者的指导下研读神学和数学。这些大学者中有两位是当时最顶尖的哲学家，一位是已将柏拉图著作、赫耳墨斯秘义书（Hermetictexts）译为拉丁文的柏拉图学院院长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Ficino），另一位是曾受教于卡巴拉，著有《论人的尊严》（OrationontheDiqnityofMan）的米兰多拉伯爵乔凡尼·皮科（GiovanniPico）。

但米开朗琪罗与文人学士的交往则不清楚。孔迪维对这方面的记述很模糊，仅提到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浮雕《人马兽之战》（BattleooftheCentaurs），是在圣马可学苑另一位老师安杰洛·安布洛吉尼（AngeloAmbrogini）的建议下雕成。这座浮雕是米开朗琪罗现存最早的雕塑作品之一，刻画一群裸身、扭曲的人物纠缠混战的情景。安杰洛以笔名波利提安（Politian）而为人所知，十六岁时就将《伊利亚特》前四篇译成拉丁文，即使在大师云集的圣马可学苑，他的学术地位仍极为突出。孔迪维断言波利提安很器重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虽然并非职责所需，但他鞭策他学习，一再帮他解说，帮他上课”。[11]然而，这位著名学者和这位少年雕塑家究竟来往到何种程度，仍不明朗。[12]不过，几无疑问的是，米开朗琪罗得到了充分的教育，从而对日后为西斯廷顶棚画构思出新颖构图大有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