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一月
桑德拉·菲洛探查彼得·霍布森的记忆。
她得知,彼得·霍布森的恐惧始于十六年前,即一九九五年。那时,他还没有成为震惊世界的关于科学和信仰的争议中心。确切地说,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不过是多伦多大学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一个在生活中将要遭受打击的学生……
彼得·霍布森宿舍的电话铃响了。“我们有一个食人,”是柯法斯的声音,“你来不来?”
食人,即死人。彼得试着使自己习惯柯法斯的残酷。他揉揉眼睛,从睡眠中清醒过来。“好好吧,”他尽力说得更自信一点。“当然,”他说,“我肯定来。”
“玛米柯尼将要开展切割行动,”柯法斯说,“你可以操作心电图仪。这将占据你实习的好大一块。”
玛米柯尼,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外科移植医生,六十来岁,手像雕像一样稳。他收集人体器官。上帝呀,他需要这东西。
“多久以后?”
“两个小时,”柯法斯说,“小孩正接受全面的生命维持,以便保持尸体新鲜。玛米柯尼还在米西索加[1],他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并做好准备。”
小孩,他说的是小孩。有的小孩生命太短暂。
“发生什么事了?”彼得问。
“交通事故,一辆别克从小孩身旁擦撞过,把他抛到了空中。”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彼得摇摇头,“我在听,”他说。
“第三手术室,”柯法斯说,“一个小时后开始准备。”他挂断了电话。彼得匆匆忙忙穿好衣服。
彼得知道,他不应该做这个,但是他情不自禁。在去往手术室的路上,他在急诊中心停了下来,查看了旋转纸架上的铝笔记板。一个被窗户的平板玻璃割伤的小伙子在缝伤口。另一个人摔断了胳膊。刀伤。胃绞痛。啊——
恩佐·班德罗,十七岁。
为了拯救这个小孩,外科组已给他注射过多巴胺[2],而且已经特意给他脱水,希望减少常见的与严重脑受伤有关的脑肿大。过量的多巴胺可能会损害心脏肌肉。
根据记录,凌晨两点十四分,医生开始使他的身体脱水并且给他注射药液。最新的记录表明他的血压依然过高——多巴胺的效果——但是应该很快会降下来。
彼得翻了翻记录。
血清报告:恩佐没得肝炎和艾滋病。血球计数及抽血检验看起来也不错。
这是一个极好的器官捐献者,彼得想。
悲剧还是喜剧?恩佐身体上的器官将会拯救六个人的生命。
玛米柯尼会先取出心脏,需要三十分钟的手术。然后是肝,要两个小时的工作。接着,肾脏组会取出他的肾脏,又要一个小时的主刀。然后,角膜。最后,骨头和其他组织。
不会有太多的东西留下埋葬。
“心脏将运往萨德伯里[3],”莎利说,“他们说,交叉匹配很成功。”
彼得把笔记板放回旋转纸架,然后穿过了通向医院其他部门的双重门。去手术室有两条同样好的路线。他选择了经过小礼拜堂的那一条。
他不信仰宗教。在他老家萨斯喀彻温省的家人是加拿大白人中产阶级清教徒。他最近的一次去教堂是参加一个婚礼,再上一次是参加葬礼。
从走廊上他能够看见班德罗夫妇坐在中间的靠背长椅上。母亲在轻声哭泣,父亲的一只手臂放在她肩上。父亲的皮肤呈深棕褐色,穿着格子花呢的工作衫,上面还有水泥印迹。他可能是个砌砖匠。多伦多很多意大利人的后代都从事建筑业。他们二战后来到这里,不会说英语,只有通过干体力活使孩子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男人的孩子死了。
小礼拜堂在宗教派别上保持中立,但父亲还是向上望,似乎可以见到礼拜堂墙上的十字架,看见耶稣吊在十字架上。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而在萨德伯里的某个地方,彼得知道,一场庆祝活动正在进行着。心脏快要运到了,一个生命将得到拯救。那里的某个地方充满欢乐。
但不是这儿。
彼得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
彼得来到了净化室。从一扇巨大的窗户望过去,他能够看到手术室。手术组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准备就绪。恩佐的遗体已经被准备好:躯干已经剃洗干净,涂了两层铁锈色的碘酒,外科整形后平放在手术台上。
彼得试图看看在训练时要求忽视的部位——捐献人的脸。彼得看不清脸上太多的部位,因为恩佐的头大部分都被一层薄薄的纱布包着,露出来的只有通风管。移植组刻意漠视捐献人的身份,他们说这样使手术更容易完成。彼得可能是惟一知道这男孩姓名的人。
手术室外有两个净化槽。彼得开始常规的长达八分钟的擦洗消毒手和胳膊,水槽上的数字化计时器记录擦洗消毒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