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逃。保皇会在海外运动华侨,积有巨款,因为维新败北的创痛,密谋在武汉起事,由唐才常主持之,他在长江上下游有所布置。哥老会势力遍布长江,唐才常游说其合作。哥老会头目说,我们若以勤王为号召,动起来后,情绪难以把握。必须动之以利益,才有办法。
唐才常不得已,同意其大戮三日,然后封刀安民的要求。此举大为世人诟病。
从武汉到上海,持一种富有票证为入党秘证,最高计划是将光绪帝从瀛台劫持出来,运到西安,重建王朝。因事机不密,1900年8月21日晚被张之洞逮捕,次日被害。
两湖总督张之洞本来并不一定要杀他,但是湖北巡抚荫霖以其大逆不道,不杀不罢休。于是唐才常授首。
本来他们的势力已经不小。张一麐当年从宜昌西行,看到东湖县张榜揭示第五次富有票免究者二百多人,算起来,东湖一县就有一千多人,而全省数目之多,当令人吃惊。如此之多的会众,却甫起即败,令人浩叹。当慈禧一行因八国联军进攻而西向狂逃,到了河南省一带时,曾给慈禧救驾的吴永在湖北境内看到一个告示,通缉富有票持有者的疑犯。富有、贵为两种票据,本来是一个革命机关的手续,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属于一个标志,首领唐才常,是康有为的学生。因此在票据当中嵌了“有为”二字。唐才常失败以后被杀,慈禧在逃难中还在通缉搜捕他的余党。
他本是张之洞两湖书院的门人,但张之洞却杀害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自立军因之*云散。维新派在革命派赞助下用武力开辟夺权道路的尝试遂告终结,他们也不愿再试了。康有为分析张之洞的心理,“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虽也说在点子上,却也十分无聊,滚滚的人头,回天乏术。张之洞《劝学篇》,共24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括之以“五知”,知耻、知惧等等。另外他也说要知变和知要,甚至说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在维护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参考“西艺”与“西政”,以此来补养专制制度之阙,以起内政之疾,但有一个清朝廷永远在上头,这些思考的折扣就大了。
晚清的知识分子以为,张之洞督楚十九年,其建设事业,规模宏远,鄂人颇称颂之。第晚年政存宽厚,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凡贫老者,咸委县缺、厘金以周济之,此辈以戒得之年,恣意贪婪,之洞不问也。这个就乡愿一点的观点来看也没什么,但他自述《劝学篇》的写作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
这个却有点问题。
其说,有点像杨度在革命者和康、梁之外的第三条路线。但是杨度的第三路线却是要从夹缝中走出来——虽然他根本没有走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才常的宿命(2)
而张之洞却更走进了夹缝。
盖其西化虽未走偏,却远不到位;另外就名教、本源而言,虽看似到位,却严重走偏。盖其所说是清廷歪曲过的名教,是一种专制的变相的传统,是假传统。而真传统却在革命者那里,在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胡汉民、陈英士……他们那里,1902年的4月份,章太炎在东京举办中国亡国242年纪念会,此前他和唐才常共同组成自立会,但他以反对勤王为号召,当场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鼓吹种族革命,发掘人民的历史观念。此种观念又直接从顾炎武、黄宗羲那里承传开辟而来。他们才是真正正统的思想家。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所编《中学修养教科书》各册由商务出版。此为中小学修身课本。该书序文说“无徒以四书、五经……扰我学生思想”,被张之洞指为妄诞,欲对蔡元培不利。商务为免去麻烦,在版权页未列蔡先生名字(《蔡元培年谱》336页)。汪精卫策划大举行动之际,蔡元培在德国,但与革命党同志保持密切联系。蔡先生写信给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国人所组织之小队,或可发一惊人之剧。”
大约三十年后,张之洞的小孩又跑到汪精卫的面前讨好。其子张仁蠡在抗战期间投到日军卵翼之下,1939年夏任武汉特别市长,依托日军,以他爹张之洞当年在湖北的声望为后盾,以簪缨世族为居。他为了在武汉市长位子上和伪湖北省府的何佩瑢等人争权夺利,对方提出省市政府合并计划,拿到板垣征四郎处欲批准。
张仁蠡无计可施,面临被人吃掉。他原来曾在北洋时期在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下当科长,于是就请退隐京华的傅先生开书单,他拿去刻印,这种种转折都是为了用来讨好汪精卫。他先到汉口藏书家徐行可处拜访,讨得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因为文廷式乃汪氏钦慕的词人,将书送给汪精卫祝寿,汪极重视,不久即予刊刻,这样张仁蠡复又站稳脚跟(伪鄂省财厅会计张世瑛的回忆)。
此一循环,不知张之洞在地下作何感想!
戊戌年慈禧发动政变前的两个月,就下令颁发张之洞《劝学篇》于各省,用以对抗改良主义运动。书中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为中国之祸”。“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的结论是: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这也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了。问题是专制乃杀灭生机的一种病毒,怎么以之“求富强”呢?这不是南辕北辙吗?张氏的症结,就在这里。
张之洞要维护旧的道德,其实旧的思想好的一面,也要在*体制下才能完善之,辩证有序融化之,升华之,承继之。旧思想、旧道德中好的一面,在专制中同样备被打压,至晚清,世道跑步进入缺德社会,根源在于清廷的习惯性缺德。
如此一来,张之洞之流要求不变中体之下,来做立宪意义的改良,那就强人所难了,是看似正确,实则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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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活在幻想中
康有为对皇帝的怀念,执著的念想,在变法失败后狼狈逃窜的年月中,越加的深入骨髓,渐渐地发展为一种相思成疾的精神病倾向。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在他眼中,都会显得轻飘无质量;其他的路径和方法,被他以皇帝头号幕僚的身份一比,顿时相形见绌。康有为就活在这样的幻想和幻象中不能自拔。
他自然有他的理由。且看当年他们之间的对话: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
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颓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轧,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
上然之。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
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
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伊(指守旧权贵)等皆不留心办事。
吾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
上一笑。
吾曰: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