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伊力哈穆碰碎了库图库扎尔的酥糖
农村开会的乐趣与工时浪费
许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里希提书记和库图库扎尔的工作调了个个儿?为什么热依穆不肯当队长而穆萨却能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吹胡子瞪眼?为什么那个去年来蹲点整里希提的麦素木科长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侨民?为什么廖尼卡被捕了、释放了,但是仍然有人不愿承认他的无罪?为什么玛丽汗要到他那里活动?为什么廖尼卡的“第二件事”欲言又止?为什么帕夏汗从乌尔汗家走出时神情是那么慌乱?为什么库图库扎尔在公社赵志恒书记面前表示对乌尔汗嫉恶如仇而帕夏汗又去看望乌尔汗?为什么泰外库的车出现在四月三十日的夜晚?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刻大渠跑了水?伊萨木冬到底是谁叫走的?他现在在哪里?为什么老王要出走而泰外库也在不安?为什么泰外库深恶痛绝的“高腰皮鞋”夫妇却与库图库扎尔那样融洽无间……
在大队支部的支委会上,伊力哈穆一再想着这些事情,到家还不过一昼夜,他也还没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但是,众多的问号他的头脑里已经装不下了。
爱国大队党支部有五个支委。除了库图库扎尔和里希提以外,还有达吾提、穆明和萨妮尔。达吾提是铁匠,几十年和铁打交道,他的肤色是青灰的,他的身上总有一股铁屑的味道。他的引人注目的筋肉强健的臂膀也像是铁打的。穆明是大队的水利委员,须发斑白,精神矍铄。萨妮尔是九队的妇女队长,大队的妇女主任,心直口快,嗓音嘶哑。今晚里希提不在,但有伊力哈穆列席,仍然是五个人。在大队支部的办公室里,库图库扎尔坐在唯一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主持会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盏马灯,由于光线是从下向上照射的,他的脸显得严厉,甚至有些阴森。伊力哈穆、达吾提、穆明三个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萨妮尔不习惯于坐在高处,她拿了块废木板,垫着盘腿坐在地上,显得比别人矮许多。主持会议的库图库扎尔正作着长篇大论的发言。他首先对伊力哈穆的还乡和参加大队的工作表示欢迎。接着,传达了公社党委对于解除“戒严”的意见。
其实,他中午已经通知下去而且众人已经知道了。现在在支委会上传达,不过是走形式罢了。
然后,他谈起了当前的工作,不要听信谣言,要加强政治学习,要坚持地头读报;要抓好冬麦和玉米的田间管理,要追化肥。于是,他谈起了今年化肥的分配数字,目前某些思想保守的人对使用化肥的怀疑态度。要浇水,对于夜班浇水的人,要给予适当的补助(油、肉和面粉)。要干这么多工作,但是当前出勤率不高的一些生产队,还有些队的社员是下地晚而收工早,主要思想问题是有人想“走”,一个人“走”就影响了全家,一家波动了就影响了一片。所以,要加强学习,要教育,要订《新疆日报》和《伊犁日报》,订报就要交钱,而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缺乏现金。于是又说到了最近银行召集的一次会议的精神,关于今年农贷的发放和上一年农贷的偿还。对于无故缺勤的社员,要发出警告,如果再不上工,就停发口粮!当然,这只是说一说……
伊力哈穆一边听着库图库扎尔的发言,一边想着那些个为什么。越想越觉得错综复杂,于是一向不吸烟的伊力哈穆伸手把达吾提吸了一半的莫合烟卷接了过来,吸了两口。他渐渐发现,杂乱无章的许多个“为什么”当中也有一个交叉点,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多数“为什么”都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正侃侃而谈的现任大队支部书记库图库扎尔。
……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候,伊力哈穆的妈妈还活着。六岁那年,宰牲节那一天,妈妈把熬了许多个夜晚亲手绣起的小花帽戴在了孩子的头上。他戴上新花帽,穿着破粗布衫,趿拉着硬冷如铁的生皮窝子即靴子。走到了村头。有的孩子在玩碰鸡蛋,他没有鸡蛋;有的孩子把冰刀绑在鞋上就在大路的冰雪上滑行,他也没有冰刀。新花帽,这就是他节日的唯一的喜悦了。他无趣地继续往前走,看到了老桑树下围拢着一群孩子。他好奇地凑了过去,原来是邻居小伙子、十八九岁的库图库扎尔在卖酥糖。酥糖是库图库扎尔自造的——用麦芽糖、羊油、面粉熬制而成。熬糖的时候,还让伊力哈穆帮他搬过柴火呢。酥糖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儿,放在铺在地上的布单子上。库图库扎尔歪戴着一个硬壳帽子,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旧西服,打着一个肮脏的领带,正在探着脖子吆喝叫卖,糖块一丝一丝的,在阳光下晶晶闪亮。伊力哈穆摸了一下上衣,本来就没有衣兜,腰上也没有褡包,他是一文莫名的呀。于是,他后退准备离开这个白白地让自己咽口水的地方,但是,还没等他退后,忽然脖子上一阵火烫刺痛——是一个巴依的儿子把抽剩下的烟屁股扔到了他领子里。他本能地向前一闪身,脚尖碰碎了一块糖。正在起劲地吆喝着的年轻小贩一把抓住了伊力哈穆的脖领子,认出了是自己的小邻居以后,他放开了手微微一笑,俯身把碎糖拾到手里,递向伊力哈穆,说:
“你吃了吧!”
小小的伊力哈穆把手放在背后,不肯接。库图库扎尔拉过他的手,把碎糖放在他手里,鼓励地说:
“吃吧!有什么可怕的?”
伊力哈穆看看糖,又看看四周,再看看邻居大哥。库图库扎尔和善地向他点着头。他慢慢地把糖放在了嘴里,道了个谢,刚一转身,又被库图库扎尔抓住了肩膀。
“钱在哪里?我的小兄弟!你可真好笑,吃了糖道一声谢就走了吗?有多痛快!难道我是待客吗?噢喂!”
伊力哈穆慌了,他说:“可是我没有钱呀!是您让我吃的。”
“不让你吃让谁吃,”库图库扎尔瞪起了眼睛,“是你把糖踩坏了的!踩坏了的糖还怎么卖给别人?这个损失难道由我自己来承担吗?这么着吧,我少收你一分钱……”
“大哥!你知道,我一分钱也没有……”
“没有钱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买卖买卖,花钱买,收钱卖,亲娘老子来了吃糖也得给钱。这么样吧,你回家拿四个鸡蛋来……”
“我们家没有鸡……”
“别想赖!”库图库扎尔一把把伊力哈穆拉了过去。那个扔烟屁股的巴依的小崽子兴奋地喊了起来:“打!打!打穷小子!”伊力哈穆挣扎着,库图库扎尔一抬手,伊力哈穆以为要挨打,结果,库图库扎尔揭起他的小花帽,掖到了怀里。
“拿钱来,要不,帽子顶账!”
伊力哈穆露出了光头,周围是孩子们的笑声。露出头来,这是非常丢人的,正像其他民族认为戴着帽子进人家的室内去是一种无礼的行为一样,维吾尔人认为,在做客的时候或者在公众场合露出头发或头皮,是对人对己的极大羞辱。
……许多的岁月过去了,库图库扎尔后来也当了马木提大肚子的长工。解放以后,成了积极分子、党员、干部。对于这么一件小事的记忆又能说明什么呢?
库图库扎尔的绰号叫做“鸭子”,维吾尔人在这里是取鸭子入水而不沾水的特点,这样的绰号是指那种做事不留痕迹的人,这当然不是个好绰号,然而,绰号毕竟只是绰号罢了。
中午,在“麦斯莫夫”面前,库图库扎尔不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吗?不错,他正在盖房,这说明他决无动摇,这是令人信服的。
伊力哈穆收拢了注意力。库图库扎尔在支委会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正讲基建问题,一直说到大队要不要修建一个篮球场,大队办公室的屋顶今夏一定要增上一层泥防雨……终于,他结束了,他说:
“我的意见简单说来就是这些,总之,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不但要努力工作,而且要特别特别地努力工作,要鼓足干劲,要干劲十足,要好好地干……大家谈谈吧,你们有什么意见?伊力哈穆,你刚回来,感觉会敏锐些。达吾提,你在大队加工场,紧靠着路边,会看到许多情况的。穆明哥,你年岁最大,又整天骑着驴跑遍了每一条渠,你发现了些什么问题?夜班渠水按那个标准补助行不行?萨妮尔,你是妇女,半个世界(半边天)……”他一个一个地点了一遍。
萨妮尔听得疲倦了,她出声地打了一个哈欠,赶紧拉下头巾角捂住了嘴。
达吾提抬头望了望大家,咳嗽了一声,他问:“书记,我们今天开支委会要干什么?”
达吾提的一句问话,打破了被库图库扎尔方才的东拉西扯造成的疲惫气氛。“研究工作嘛!”库图库扎尔答,同时警惕了起来。
“研究什么工作?研究给大队办公室的房顶子上泥吗?上就好了。这个事儿,在支委会上已经谈过许多次了。”
“是吗?”库图库扎尔笑了起来,“可能吧,我们是农村干部,我们没有文化,我们不会把工作一条一条地列在小本子上。我们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没有做好,就老得说,要不,就会忘掉……”
“我是说,老这样开会不解决什么问题。”达吾提并没有被他的笑声所软化,他坚持着。
“那你说怎么开?”库图库扎尔绷起了脸。
“开会研究工作,最好有一个中心,一件一件地说,一件一件地研究。”穆明和解地说。
“好的,你们说吧,什么是中心,先研究什么。”
“我说,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打击歪风邪气。”达吾提说,“现在影响着咱们各项工作开展的,是歪风邪气。歪风,有从外面刮来的,有从别处刮来的,也有咱们这儿的坏人自己在那里刮……”
“是的,”穆明把话茬接了过去,“目前咱们大队,思想动摇、想走的是极少数,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社员思想不安稳。七队丢麦子的事,没有查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个大队,在公路边,离伊宁市又近,消息传得快,反应灵敏。好些人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后会怎么样,他们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