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我要做回从前的我。我会假装我的生活一切正常,什么都不曾改变。我会和强尼说说笑笑,我会拉着教女的手,和两个小家伙一起玩电子游戏。
我会走进他们的新家,但我不会关注空着的椅子和逝去的人。留下的才是我最该珍视的。就像华兹华斯的诗歌所言,我要从中汲取留存的力量[1]。
然而当我乘坐的林肯城市停在风景优美的比弗利山庄一栋现代小楼前时,恐慌又动摇了我的决心。
凯蒂一定不会喜欢这栋房子。
一片阿普唑仑暂时稳住了我近乎失控的神经。
我钻出车子,拉着我的手提箱沿石头小道走到门口,按响了门铃。没有人答应,也没有人来开门,我干脆自己开门走了进去,并喊了一声。
双胞胎兄弟俩像两只调皮的斑点狗,你追我赶、嘻嘻哈哈地从宽宽的石质楼梯上跑下来。两个小家伙今年9岁半,头发都很长,但都不爱梳头,很任性地顶在脑袋上;两人都喜欢咧着嘴大笑,把两排洁白的牙齿全露出来。看到我后他们同时尖叫起来。我连站稳脚跟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他们如狼似虎的拥抱扑倒在地。
“我就知道她会来。”路卡说。
“你撒谎。”威廉笑着反驳,继而又面向我说,“是我说的。你给玛拉带什么了?”
“说不定带了一辆法拉利。”强尼说着话走了进来。
只一眼,那代表我们之间所有往事的无数画面就像河流一样从眼前奔腾而过。我知道,我们都在想着同一个人,都在想着我们之间愈来愈远的距离。他向我款款走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一扭腰,用胯部撞了撞他。他还未及反应,我便听到玛吉喊我的声音。片刻之后,我已经被他们围在了中间——两个小家伙、强尼、巴德和玛吉。五张嘴巴几乎同时开合,同时大笑。最后,兄弟俩拉着他们的外公外婆上楼打什么游戏去了。楼下只剩下我和强尼。
“玛拉还好吗?”我问。
“挺好的。我想她干得还不错吧。”他虽然这么说,但从他的叹息中我听出了更多真实的情况,“你怎么样?我一直在等着《塔莉·哈特的私房话时间》复播呢。”
机会来了。我大可以如实相告,甚至可以趁机求他帮忙。或者我可以说我的事业跌入了谷底,请他提些建议。
可我就是做不到。也许因为他的悲伤,也许因为我的孤傲,或者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我只知道强尼刚刚经历过一场人生不幸,这个时候我不能拿我自己失败的人生给他添乱。我不想要他的怜悯。“我也挺好的,”我说,“我在写一本回忆录。乔治说肯定会畅销的。”
“这么说你真的没事。”他说。
“当然没事。”
他点点头,将目光转到了别处。稍后,即便我沉浸在与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喜悦中时,我仍禁不住想到自己对强尼撒的谎。不知道我的“好”和玛拉的“好”是不是同一种性质。
玛拉真的过得很好吗?不。只是真相的发觉是以血为代价的。星期六,也就是玛拉毕业典礼举行的日子,我们一行人都在客厅里等着。玛拉从楼梯上下来,她当时的样子恐怖极了,简直像鬼一样。她的肩膀佝偻着,乌黑的头发像瀑布一样垂在脸前。
“我需要帮助。”从最后一级楼梯上下来之后她说道,并抬起胳膊让我们看。
她的胳膊在流血。我立刻冲过去,强尼也紧紧跟着。我们之间又一次发生了争执,彼此都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玛拉需要帮助,我必须陪在她身边,这是我的承诺。因此我向强尼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玛拉,并让我带她去西雅图见布鲁姆医生。
强尼不愿让我带走玛拉,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在如何帮助玛拉这件事上,他一筹莫展,而我成了有办法的那一个。最终,他不得不答应让玛拉和我住一个夏天。他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我。
2008年6月,美丽的初夏既为西雅图带来了明媚的阳光,也带来了袭人的热浪。人们着急忙慌地换上去年的短裤,走出昏暗的寓所,一个个像刚从洞穴里钻出来的鼹鼠,在太阳下眨巴着眼睛。他们又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纷纷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已经数月不用的太阳镜。
我感到骄傲,我从未如此彻底地履行对凯蒂的承诺。尽管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并不理想。恐慌症对我虎视眈眈,往往在我最猝不及防的时候发作。我喝酒比以前多了,服用的阿普唑仑也比以前多。夜里没有安眠药我根本睡不着觉。
但这一切都会随着一份责任的到来而逐渐消逝。我帮她把小提箱里的东西取出来放好。在我们相处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坐在客厅里聊起了她的妈妈,我们都摆出一副轻松超然的姿态,就像凯蒂只是去了趟杂货店,随时都会回来一样。我知道这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并没有意义,但我们需要它,我和玛拉。
“星期一的事做好准备了吗?”我后来问。
“和布鲁姆医生见面的事?”她说,“还没有。”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说,除了保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玛拉和布鲁姆医生单独谈话的时候,我在等候室中不安地踱来踱去。
“地毯都快被你踩烂了。吃片阿普唑仑吧。”
我陡然停住,转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