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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批判（第1页）

理论上，真理总是通过批判，而不是借助条文来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批判就是将理论上的真理运用到实际事件上。因此，它不但让理论上的真理更贴近于实际，而且通过不断反复的应用，使人们更熟悉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确定以什么样的观点来建立理论，还要确定用什么样的观点进行批判。

批判地阐述历史事件，往往有三种智力活动。

第一，考证历史上可疑之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是两码事。

第二，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一种纯粹的批判的研究。因此，需要在理论中运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要略加说明的一切，都只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对理论来说，研究不可或缺。

第三，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种批判是既包含赞扬又包含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的作用是研究历史，或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后两者中，批判的目的是要探究事物之根源，换句话说，要搞清楚真理为止，而不能半途而废。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常常会出现一种难以克服的外在的困难，即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战争中，这种困难远比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在战争中，事情的真相往往扑朔迷离，更不用说行动的动机了。因为，这些动机要么被当事人故意隐瞒，要么它们是偶然的和短暂的，从而不被史书记载。

所以，批判研究必须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不过，就算这样，原因和结果也常常是不吻合的，即结果不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一切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即我们无法从某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对于脱节现象，理论研究要求在这些地方停止，不再继续往下推论。倘若自以为单凭已知道的原因足以说明结果，进而高度重视它，将是十分糟糕的事情。

除了上述的困难外，批判研究还面临着内在的困难——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往往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单纯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系列根源是不够的，还要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要对原因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对手段进行检验时，一定要搞清楚当事人所使用的手段会产生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人的意图。要知道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要探讨手段的性质，而这又进入了理论领域。

我们说过，批判研究的目的是探寻真理，不能主观臆断，因为主观臆断无法让人信服，要知道别人也可以随意提出主张进行反驳。如此一来，争论四起，遑论结论？

而且，不管是探讨原因，还是检验手段，都离不开理论，即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研究时能以理论中已确定的东西为依据，就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尚未有这样的理论真理时，研究就要追溯到底了，而著作家往往不胜其烦。因为有数以万计的事情要做，可是要从容地对每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几无可能，为了限定自己的研究范围，他必须满足于提出的主张，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依旧是随意提出的。因为，这些主张本身不清晰，且尚未得到证实。

所以，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倘若批判不通过合理的理论，它是无法让人信服且难以不被驳倒的，即无法让人获得教训。

不过，倘若认为理论可以包括每个抽象的真理，而批判的任务仅仅看实际情况是否与相应的法则相适应，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倘若规定，在批判时不可侵犯理论，这便是书呆子的做法。

批判活动应由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作指导。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往往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阐述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反，倘若在判断中只是生硬地运用理论，那么根本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通过理论探讨而得出的肯定的结论、规则、原则和方法，如果成为死板的条文，就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就缺乏普遍性。这些东西都是供人们使用的，至于是否适用，则要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能将这些结论当成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只能讲它们作为判断的依据。比如，在战斗队形中，骑兵往往置于步兵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如果对因为违背这样的规定而加以指责却是愚蠢之举。

在批判时，要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在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能够引用理论上的规定。比如，理论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不过，对于只要是采取多路进攻而战斗却最终失败的场合不作了解就武断地认为失败是由于多路进攻而造成的，或者认为多路进攻会削弱获胜的可能性是错误的，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探讨精神的。

总而言之，通过理论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对于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在批判时就无需重新确定。

批判之目的在于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使用的手段是否与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和结果、目的和手段非常一致时，任务将容易完成。如果一支部队遭到袭击，进而没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那么奇袭的效果如何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比如，理论上规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够增加获胜的可能性，而结果是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在采用该方法时所考虑的是否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如果他想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得较大的胜利，可是他却不从具体情况出发，而仅仅照本宣科，那么他就犯错了。

倘若撇开与整体的联系，单纯考量失误的直接关系，就可轻易地完成。当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比较简单，只局限于研究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往往也很容易。

可是，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总是密切联系的，而每个原因，就算是最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体产生影响，最终导致结果发生改变，尽管这种改变很小。同理，每个手段也会影响到最终目的和结果。

所以，只要现象还有研究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理，人们不仅能通过直接目的去体验手段，也可以将该目的当成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

这样，我们将对一系列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无需再做检验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涉及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当一直研究，直到导致嫹和的目的为止。

很显然，在向上追溯的过程中，每抵达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将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种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上看，也许很合适，但从较高的立足点上看却是要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往往是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价值的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如此一来，不管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而下的研究，都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与情况的支配。所以，人们在探讨那些远离事件的原因时，就越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原因并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发现会战失败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导致整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不过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各种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响战争的结局。

同样，在立足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强。因为目的越远大，为了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须对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进行考察，因为所有军队都追求着战争的最终目的。

如此一来，就可能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不能不费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许多假定，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统率意大利军团从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打算趁着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迫使对方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该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

当时，卡尔大公实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后便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当他看到敌军实力雄厚、士气旺盛时，便撤出战场。

通过这场胜利，拿破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可以挥师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其余两路大军的进攻，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从这样的角度看，拿破仑是正确的。

可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即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却只是冒险的军事行动。因为如果奥地利人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能够在施太厄马克组建强大的预备队，那么卡尔大公完全有能力进攻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如此一来，拿破仑所率的军团不但可能全军覆没，而且还会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

这一点，拿破仑在到达菲拉赫后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并且知道奥地利帝国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维也纳会因为拿破仑所率的军团的进攻而备受威胁。

如果拿破仑知道维也纳没有军队掩护，施太厄马克没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拿破仑直逼维也纳便不再是毫无目的了。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倘若奥地利人重视维也纳，愿意付出媾和的条件，那么拿破仑威胁维也纳便可当作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深知这点，那么批判就可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