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支队办公室灯火通明,已经回家的组员一个不落地到齐了,投影的大屏幕上打出一张半身照,照片上的女孩穿着时髦,新做的离子烫花一样披落肩头,半遮住略有些圆润的脸颊。
“葛长春试着给他女儿手机打电话,那边显示已关机,又问她同学,都说不知道葛欣当晚的去向,”于和伟一口气说完,拍着胸口顺了半天气,又给自己灌了半杯热茶,烫得龇牙咧嘴:“刀子割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那老小子……不把人家姑娘的命当回事,轮到自己女儿头上,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只差团团转了。”
说到这里,他刻意停顿片刻,大概自己也知道身为公职人员,这么说不大合适,却实在按捺不住心里的怨气,从肺腑里发出冷笑:“虽然破案救人是咱们的本职工作,不过说句违反纪律的话,我有时真希望找不回来,让这老混账也尝尝自己女儿被糟蹋的滋味。”
始终一言未发的沈愔就在这时掀起眼帘,不轻不重地盯了他一眼。
虽然沈支队性格内敛,在大多数时候都自带格格不入的疏离和冷漠气场,显得十分不合群,但是在市局刑侦支队中,他依然有着说一不二的威信和好人缘。
这也很好理解——如果一个团队的领导总是在有危险和背黑锅的时候冲在最前面,在开表彰会和领功劳的时候躲在最后,时不时还自掏腰包请连续加班半个月的同事宵夜或是下午茶,那他得不到队员们的拥护简直是天理难容。
当然,被他横刀夺了“支队长”位子的薛耿属于天理之外的“特例”。
出于这些理由,一般来说,沈愔甚至不用开口点破,只需一个微微发冷的眼神,就足够说错话的队员面壁自省。
不过这一回,也许是葛长春干的那些勾当确实天怒人怨,也可能是媒体微博上的舆论让全体刑侦支队憋了一口怨气,在收到自家老大的“死亡射线”后,于和伟非但没有闭嘴反省,反而梗着脖子和他对视:“我有说错吗?老大,这特么就是个人渣,祸害了那么多年轻女孩,活该他自己尝尝被人祸害的滋味!”
沈愔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发现其他人虽然没帮腔,却或多或少的带着认同的神色。他于是合上文件夹,往后靠坐在办公桌上,冷静而客观地反问道:“他是人渣,他女儿是吗?”
于和伟:“……”
“即便是人渣,也没有私刑处置的道理,不然要警察和法律干什么用?”沈愔目光锐利地看着他,“还是说,你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
于和伟哑口无言。
沈愔快刀斩乱麻地收拾了“起刺”的队员,本想让他写一份三千字的检讨深刻剖析错误,奈何客观条件不允许,只得作罢。他不浪费一秒钟地扯回正题:“不管葛长春和之前的涉毒和性虐案是否有关,也不管他女儿失踪是巧合还是人为,既然案子到了我们手上,就必须查到底——小于。”
于和伟下意识挺直腰板。
“你带小许去收集葛欣同学的证词,看有没有什么发现。薛耿去趟交通大队,调出学校和聚会ktv附近监控,试着找到葛欣失踪前的踪迹。绍伟跟我一起去会会葛长春。”
沈愔用公文夹轻轻一拍桌角,没有语气起伏地问道:“还有问题吗?”
刑侦支队虽然画风活泼,平时不太把领导权威当回事,却都分得清轻重缓急,连最爱起刺的薛耿都没在失踪案件的节骨眼上唱对台戏,手脚麻利的该干嘛干嘛去了。
沈愔冲丁绍伟打了个手势,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直奔审讯室而去。
短短半个月内第二次参观市局,任谁的心情都不会太好。但是葛长春的情况要格外特殊一些,因为他既是刑侦支队的“重点关照对象”,也是报案的受害人。
听到开门声,他飞快抬起头,浓重的黑眼圈几乎砸桌面上,第一句话就是:“我女儿有线索了吗?”
丁绍伟回手拍上门,拉开椅子在他对面坐下:“已经在查了,不过需要时间。我们想给葛总做个简单的笔录,任何你能想到的线索都别放过,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葛长春从衣兜里摸出方帕,在已经初见“地中海”雏形的脑瓜壳上抹了把:“那是自然。”
丁绍伟于是翻开记事本,按程序往下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女儿失踪的?她在失踪前有没有表现出异样?”
葛长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迟疑着说:“欣欣这孩子比较恋家,周末一般都会回家。上周五……也就是四月十三号,她说晚上和同学出去玩,我和她妈就没太放在心上。谁知今天上午,欣欣学校的辅导员打来电话,说孩子没去上课,我才发觉不对劲,赶紧报了警。”
丁绍伟不着痕迹地审视着他:“葛欣这个年纪,偶尔贪玩逃课也很正常,葛总怎么能认定她是失踪了?”
葛长春:“我打电话过去,她手机关机,问她同学都说不知道——他们一块出去玩的同学都回来了,只有欣欣一直没消息,肯定是出事了!”
丁绍伟:“手机关机可能是因为没电,葛总先别紧张……葛欣平时有没有玩得好的同学或者朋友?”
“她平时走得近的就是同住一屋的室友,我问过了,那几个小丫头都不知道欣欣的去向,”葛长春有点不耐烦,“我说警官先生,我女儿好端端一个大活人不见了,你不赶紧找人,却在这儿问东问西浪费时间,到底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