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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我的客户遍天下,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屑于给这些小年轻娃娃打电话。他们错过我给他们的好机会,那他们活该!”每次汤姆在电话上被人武断地拒绝后(这种时候很少),他就这样来宽慰自己。“记住,我们给他们的只是机会,他们要努力,才能使机会变成现实。面试不是工作。”他说负责伦敦业务的同事斯蒂汶和他的助手柯玛珥,对应聘者如同对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一抓一大把,往墙上一扔,哪一根通心粉粘在墙上,哪一根就行!“我不会让通心粉粘墙上去的。要粘,我给他们提供一堵墙,自己粘去!”

汤姆打电话时,我就站在他旁边听。他直截了当,丝毫不含糊,而且由于懂那么多的专业术语、操作技能并认识那么多华尔街的老熟人,每次他电话打完后,总是喜笑颜开,仿佛和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偶然相遇聊了一阵愉快的天,但同时也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对方愿意考虑新的银行、新的机会吗?

公司的规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个月,一直与汤姆合作,我们完成了两个项目,这两个客户与两个应聘者虽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们都曾与汤姆聊过大天而没聊到“正事”上。但因为他们对汤姆的印象好,使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们都向我问起“那老头”。

我和汤姆搭档的时候,我也与组里其他成员搭档,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工作方法,力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和米切尔的合作最多,曾经最多一次我们有二十二名选拔人在高圣全球进行面试,但后来终因高圣门槛太高,米切尔不够耐心,我又经验不足,没能成功地完成一个项目。但高圣的众多雇员以后却因此成了我的朋友,当我羽毛丰满能独立完成项目时,这家头号跨国投资银行,就成为我最好的客户,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时,他们不少经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于工作的性质,华尔街每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相互竞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与客户,谁就拥有最大的潜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不充满火药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时还没把这些问题看清楚。首先,我还在试用期间,我的职称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没有资格分红。但是如果我能“协助”一位资深咨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个项目,资深咨询者可以“酌情处理”,视我的贡献而“自由决定”是否给一点“物质鼓励”。哪怕我得不到金钱鼓励,但我的能力会被公司考虑,从而缩短我的培训期,这样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项目,收入就会源源不断。

我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每天用两个小时从美国各大报纸和财经刊物上,剪下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战争已经改变了方式:今天的经济战争是人才战争。我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粘贴起来,建立小档案,一边丰富自己对美国的另类知识,一方面培养对信息的灵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内,而不是公司规定的两年内,就能独立办事。我太急了,虽然我可以为工作发疯发狂,但那还不够,我还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冲刺一次。我后来发现,跌跤是学会职场道理和办公室行为的最佳方式,吃一堑长一智,为自己设置一套牢固的防护系统,才能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我真的感谢自己能一路跌来,特别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个人想将天下之功都归于己的话,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要坏事的。

那是我上班后的第六个星期,一天,我在为亚洲市场寻找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时,偶然与李曼兄弟龙头债券的后起之秀哈利森通上电话,他的英文十分动听,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学英文听灵格风,就是因为这伦敦腔让我着迷英语和英语世界的。这是真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对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人,他的老板戴维森是澳洲人,特别诚恳,只要我如此真诚地向他讲明我们公司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方式与能力,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并得到这个项目。

“我们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犯愁,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猎到的人跟他们一样:无敬业与责任心。”他让我等五分钟打电话过去,他先给他的老板通通气。

五分钟后,我心跳着将电话摇通。果然;他的老板戴维森接的电话,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背景与公司,便直言道:“我们没见过面;照理,我不应该让你做这个项目,但我交易员的直觉认为你也许能找到我要的人。作为交易员,我的话就是合同。你如果两个星期完不成这个项目,那就拉倒,不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诉我,我也一一记下。

我放下电话,心跳不止,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不,是整个全球市场获得的第一个客户。想想,我才工作六个星期呢!尽管没有合同,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项目,而且该项目完成后,我多少会得到一点佣金吧?我的脑子非常简单:为公司创了汇,我就应该有报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会决定,也许是全额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我们需要十四个步骤:     一、签约(Contract);     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资料库搜寻(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荐(Referral);     五、交叉对比(Screening);

六、预备应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试阶段(Interview);

八、薪水协调阶段(Negotiation);     九、聘书准备(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与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帮助应聘者辞职(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环境(Settling Down);     十四、费用支付(Payment to us)。 公司的规矩3

我没告诉任何人,便单枪匹马立刻开始翻阅我们公司存有的各跨国洋行的电话通讯录。我想,如果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在香港都找不到人,那么我应该从纽约市场开始,我相信纽约这偌大的交易市场,一定有不少的国债交易员。先找到这些国债交易员,再问他们是否要去香港。哪怕他们不去香港,他们也有可能替我推荐他们在海外的同事。六个星期来的工作经验,已使我相信我能找到这么一位人才,我在电话上发现,美国人都爱听与自己有关的机会,这个机会将是一个转机还是危机,他们往往能自己做出判断,而他们的判断能力几乎不可能被他人影响,这和在中国长大起来的我是完全不同的。

何况,李曼兄弟是个口碑很不错的国际投资银行,他们爱担风险,高风险高回报是他们的座右铭,而且他们利润一直很高。

我的判断是对的。三十七个电话打下来,我摇通了乔治工作的大通银行在伦敦分行的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大通银行因有大量的现金,他们在做国债时容许交易员的食用风险高达一个亿!这表明,乔治一定是个胆气很壮的交易员,敢担风险,这正是李曼要寻找的素质和特长。

在与乔治接通电话前,我和乔治身旁工作的几位同事聊上了天,我撒了一个小谎,说自己即将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想去大通伦敦培训部学习,想了解一下国债部门的用人情况,不知有否机会去他们那里工作。几个电话后,我了解到乔治毕业于牛津大学,每年大通直接去牛津大学招收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五名学生,乔治是1985年毕业生中仅被录用的两个学生中的一员,在此工作了八年。从去年开始,他想去大通(香港)设立的新国债交易团队,但香港与伦敦的老板之间不合作,乔治去不成香港,但也呆烦了伦敦,我这电话一定马到功成。我于是胸有成竹地找到乔治,告诉他李曼兄弟目前具有的这么一个机会。

他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喜,他认为李曼的风险有限――因为他们是投资银行,不像商行,有大量现金资产压底。“我是制造风浪的人,他们能给我制造风浪的工具?”

“我可以替你问问。”     我晚上将电话打给李曼兄弟,告诉戴维森我的发现,他沉吟一会儿道:“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谈。”

“你怕我讲不清楚?”我确实也讲不清楚,但我更担心如果把电话给出去后,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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