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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名人事是大事（第2页）

春节晚会上许多相声和小品的遭遇都是现成的例子：

《宇宙牌香烟推销员》——“我们国家的香烟现在刚刚有了少量出口，这样一搞，弄不好要影响创汇呀！”

《羊肉串》——“朱时茂作为工商执法人员，怎么能随便吃个体户的羊肉串呢？尽管是被迫的，也是违反纪律，容易让人对工商人员产生误解。”

《虎口遐想》——“小伙子临死以前说要把什么老虎吃人的录像卖给外国人去赚外汇，这好像不大合适吧？当前有些同志对改革开放就是有情绪……”

《主角与配角》——“两个演员一会儿是八路，一会儿是特务，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是叛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不大严肃吧？”

我们再以1992年的春节晚会为例：

——侯耀文石富宽的《买猴新篇》是“讽刺型”的，主要讽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什么的，在工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很受欢迎。段子的基础相当不错。后来不知怎么，审查来审查去，毛病越挑越多，最终给“毙”了！比如一位领导说：“到长白山买猴？不可能！我在吉林工作多年，长白山根本不出猴嘛！”其实，“买猴”这一事件本身在生活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夸张、变形、荒诞都是“讽刺”的常用手法，人家讽刺的是公款旅游，明明那儿不出猴你偏要去买猴，这就是公款旅游嘛！《买猴新篇》被枪毙以后，演员和作者又奉命赶写了一段“歌颂型”的《小站迎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回领导审查时还没看到一半儿就连连鼓掌，连连点头，一致通过，一次通过，什么意见都没有了。

——牛群冯巩的《电视批评》是给电视台提意见的“纪实性”相声，属于所谓“小骂大帮忙”一类。这个题材事先征得了晚会剧组和电视台领导的同意，他们和作者还走访了电视台的各个部门，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观众的各种意见。节目出来后，几位领导可就有点儿吃不准了：你给少儿节目、给体育节目、给动物世界你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给《新闻联播》怎么提意见？“新闻联播的主要缺点就是太短，半个钟头哪够呀，三个钟头才好呢！”这像话吗？“新闻联播不是接见就是会议……”你说谁呢？“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你赶紧给我打住吧！趁早儿，别麻烦，换节目！新节目叫《办晚会》，虽然也是“讽刺型”，小打小闹的，问题不大！

——维吾尔族歌唱演员克里木和回族相声演员常佩业合说的《民族乐》，也说不上是个什么“型”的，因为段子本身根本就没什么内容。后来也不知哪位眼尖，发现这个段子敢情是“歌颂”民族团结的，56个民族56朵花儿，回族维吾尔，一段相声占了俩，虽然水平差点儿，得啦，修改提高吧！后来领导审查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要按艺术水平说《民族乐》确实不够上春节晚会的，可一段相声涉及两个少数民族，难办哪！——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艺术水平不够，你就是涉及八个少数民族管什么呀？该删就删呗！

唉！难哪！

本来嘛，人家春节晚会就讲究个欢快向上，相声小品倒是越多越好，不过这“讽刺型”的嘛，也不能说绝对不要，可大过年的你讽刺谁呢？

就说人家有点官僚主义、有点脱离群众，有点落后现象、有点封建思想，好歹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吧？都讽刺人家一年了，年根儿底下，还不该让人家松快松快？等过了年再接茬讽刺不行吗？

要“讽刺”还有个规矩，对事不对人。工农商学兵，谁也不能提。马季的《宇宙牌香烟推销员》一出来，除了说他可能影响出口创汇，还有质问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推销员的形象吗？”不是呀，这是个别的，还有好的。“那你怎么不说那好的呀？”

“讽刺”总得有人物，有人物总得有职业，说别人不行，就说演员自己吧！沈伐的《零点七》（四川谐剧，类似于单口相声），说的就是演员要高价，这回别人听着倒没意见，演员不干啦！参加晚会的一帮年轻演员一本正经地找到沈老师，“剧组让我们通知您，您的节目被‘枪毙’了，让您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天不准多待！”说是开玩笑，也能见真心。节目播出那天，你看那现场效果，观众个个笑开颜，演员个个板着脸——这两年社会上对咱们演员的议论就不少啦，您还跟这儿添油加醋的，这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春节晚会上搞“讽刺”，还得照顾到节日习俗，诸多禁忌，百事不宜。什么生啊死啊伤啊亡啊的都少提，大过年的别给人添堵。爱情也少写，人家家里大男小女老少三代团团圆圆坐一块儿看电视，你写这个，当老辈儿的脸上挂不住。外国的事儿说说行吗？跟谁也不挨着……别呀，中国节日你老提外国干吗？

就这么难！

从相声和小品创作的艰难可以看出整个春节晚会创作的艰难。

多年以来，春节晚会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多年以来，我们——春节晚会的创作者们——就是在这艰难中摸索着前进。

我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郭沫若的一句诗：

——凤也飞倦了，凰也飞倦了，它们的死期将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