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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这就是我的机会。但是，机遇不会从天而降，政府有权利创造机遇或者扼杀机遇。加利福尼亚曾经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商业重地，这里欢迎每一位拥有良好商业理念、富有创业热情的企业家。但如今，这种优势已经不再。从创业的环境来看，加利福尼亚的商业环境是整个美国最不利于创新的。这是一种难以治愈的内伤。我们有义务为创新者、企业家和小型企业主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为人们创造就业机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从而让整个社会受益。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够开启人们潜能的领导力。

我本以为这个周末将是我踏上政坛、准备领导加州的第一步。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生处处充满变数。我一边向代表陈述我们所在的州和所在的国家在正确的领导下，能够做些什么，一边环视四周，我发现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在外面的公园里，来回踱步，他对我得知自己得了有可能丧命的癌症后，竟然还能泰然自若地向大家发表演说感到非常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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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平复了很多。对诊断结果的震惊也在慢慢消散。路上，弗兰克、我和黛博拉制订了下一阶段的计划。我最恐惧的就是癌细胞已经转移，这一点恐怕也是弗兰克最难以承受的。我们不知道癌症的性质，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癌症的原发病灶。我在黑暗中想象着自己浑身长满肿瘤的样子。我们商定，回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我的好朋友、斯坦福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家岚嘉娜·阿德瓦尼碰个面。我和岚嘉娜的丈夫曾在惠普公司共事，后来就成了好朋友。我得癌症了以后，岚嘉娜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萨克拉门托回来后的那个星期天，她就来看望过我。她对我进行了检查，并告诉我，她觉得癌症并没有扩散。“我觉得这是乳腺癌，我们能治好的。”她对我说，“不过，你得做了化验后才能确诊，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那天晚上安心地睡了一个好觉。

周一上午6点30分，弗兰克陪我在斯坦福医院接受检查。在我腋窝里发现的肿块，有可能是各种类型肿瘤转移的结果。所以，医生得用排除法确诊。他们要我做的第一项检查是全身的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摄影（PET）。我喝了好几加仑＇1＇的药水，然后颤抖着躺着冰冷的仪器上，恍如隔世。

经过好几天的各种扫描检测，包括核磁共振和乳房X射线检查，我们最终有了比较确定的诊断结果：就是乳腺癌II期，因为在我左乳的肿瘤还比较小。不过是恶性的，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而乳房X射线检查并没有捕捉到这些转移的癌细胞。显然，我很幸运。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改变了乳腺癌的筛查程序。他们建议女性每隔一年做一次乳房X射线检查，告别了过去的自我检查模式。奥巴马政府认定，这一程序的改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虚假病情警报和检查成本。美国健康和社会服务部声称，原先的旧程序给女性带来了太大的创伤，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所以要施行新的政策，这让我觉得很愤怒。他们口口声声说，女性很坚强，完全可以应付这些。但要是我遵守了这些规定，可能现在已经小命不保了。

我的左乳有肿瘤，右乳有癌前病变细胞。虽然癌细胞已经转移至7个淋巴结，但预后情况良好。医生们建议我做双乳肿瘤切除手术，去除癌变组织，而不是做全乳切除手术。当时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让我后来很后悔。2008年3月2日，我接受了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在手术时对外界公布我的癌症情况。考虑到外界对我要竞选参议员的种种揣测，我希望能明确地知道：当消息传播给大众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状况。因此，黛博拉已经提前拟好了当时我们准备要发布的第二份声明。

几天后，医生给了我更具打击性的消息。在手术中切除的癌细胞组织边缘，也发现了癌细胞。医生们对此很不放心。除非切口非常干净，否则他们无法肯定癌症是否会复发。这个消息意味着我不得不接受更多次的手术，同时推迟化疗的时间。

第二次进行手术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低落。当时，我一个人躺在担架床上，等着进入手术室。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护士走进来，握着我的手，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知道现在是你非常艰难的时刻，但一定会好起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眼神，却极大地鼓舞了我。在与病魔的抗争中，我受到了很多陌生人的恩惠和关怀，这个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可以说是我人生黑暗时刻的一缕阳光。

得了癌症以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和医生们聚在一起商讨病情。他们个个表情严肃，不停地告诉你他们推荐的医疗措施存在风险和副作用。病人对他们的病症已经感到恐惧，你还要强迫他们坐下来仔细聆听治疗中可能出现的新状况，这简直就是折磨。医生们建议我，除了化疗，还要进行放射性治疗。他们告诉我说，虽然我的身体能够承受放疗，但放疗有可能会引发继发性肿瘤。如果我不幸得了继发性肿瘤，情况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面对这些信息，弗兰克和我不知所措。我的预后状况良好，但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负面的。不过，有两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一件事是，岚嘉娜就像是我的守护神，她不仅是一个肿瘤学家，也是一位乳腺癌康复者。她有能力帮助我，让我知道即使这些信息很恐怖，让人感到困惑，我们依然要往乐观的方面去想。最重要的是，她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化疗都是她在陪伴着我。她陪着我在医院里度过了无数个艰难的夜晚，虽然她身为医生，工作非常繁忙。她给我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另一个幸运是，我在面对问题时，已经养成了从容不迫的心态和进行正确判断的习惯。我意识到，医生往往关注于治疗的负面消息，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从法律、职业操守，甚至是道义上都有义务把话说清楚。医生要求我做的事是全面了解风险的概率，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虽然这让我当时感到不堪重负，但我依然感谢医生们的坦诚。我很幸运能有世界上医术最高明、最尽职的医生给我治病。他们是我的主治医生罗伯特·卡尔森，我的外科手术医生弗雷德·德巴斯，以及我的乳房再造手术医生劳伦·格林伯格。他们充分了解我的情况，熟悉我的病情，他们能毫无顾忌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的最佳治疗方案。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心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可能会威胁医患关系。当你在面对痛苦的消息时，比如可能攸关生命的诊断时，医患关系决定了一切。你的医生是你信任的人，是有资格给你提建议，也是最了解你的人。当官僚主义的做法和成本计算挡在了你和医生之间，整个治疗过程都将受到影响。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地投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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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我最怕的一个项目就是化疗。我曾经听人说过化疗的痛苦，至少我以为我有思想准备。我担心自己的体力能否抵抗这种疲劳、恶心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医生们曾跟我说过，我的身体状况很好，足以应付化疗。他们给我开出了比较积极的化疗时间表，4个月内8轮化疗。第二次手术又一次拖延了化疗开始的时间。现在，让我最难过的是，医生告诉我，他们依然不能确定乳房肿瘤切除手术是否已经完全清理了癌症组织。我还得再进行一次手术，但是化疗的时间不能再拖了。因此，我得等化疗结束后，再进行一次手术。

化疗果然不同凡响。4个月内，我入院三次。第一次是接受大量的输液，与许多化疗病人一样，由于我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用，我出现了脱水症状，一度进入危险期。第二次入院是因为我感染了肺炎。在化疗过程中住院三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我的第三次是为了输血。我的心脏在化疗期间，情况持续恶化，最后一度停跳。我们不得不停止化疗，赶紧接受心脏治疗。当时，真的是很难熬的时期。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健康活跃的人，但是在化疗期间，我却常常在想，我还有没有可能康复。当我最终赢回健康时，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我感觉，健康就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感受到了拥有健康的轻松自在。每当我不想去健身房健身的时候，我都会深呼吸一下，回想当时我虚弱到无法走完一条街时的状态。这就是我坚持健身的动力。如今能恢复健康，也是上帝的恩赐，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把健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7月底，我的手术结果没有达到医生期望的效果，但我感觉我已经受够了。医生、弗兰克和我自己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实现了心中所想，也在精神上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决定进行双乳切除手术。我不怀疑医生力主保留女性双乳的好意，也不质疑他们认定肿瘤切除术对我而言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也不会责怪那些想要力图保留乳房的乳腺癌病人。我只是不想继续接受这种治疗的方法了！我最终完成了8月的手术。

那年9月，我在圣迭戈参加由《财富》杂志主办的一场高端女性论坛，并和很多其他的癌症康复病人一起出镜。当时，我依然在接受日常的放疗，但还是出现在了镜头中。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是一位乳腺癌复发病人，癌细胞已经转移，她也在镜头中露了面。我告诉人们，我很幸运，我是真的这样觉得。不仅是因为我战胜了癌症，而且从手术、化疗，再到放疗，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相信自己在被神灵保佑。当时，我住在斯坦福大学癌症研究中心附近，那里有最前沿的癌症研究成果和治疗条件。我有机会面对恐惧，战胜恐惧，重拾信心，重建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

最重要的是，我完全康复了。这真的是我的幸运。如今，我已经度过了术后5年危险期，这对于任何一个癌症病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期限。乔治华盛顿大学医术一流的医生、医疗机构合伙人瑞秋·布雷姆、克里斯汀·蒂尔、南希·加巴和贝佑敏都一致认为，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我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我连化疗都经历过了，芭芭拉·博克瑟和政治似乎就不再那么难对付了。而今，我的放疗即将结束，我很清楚：在卸下世界财富20强公司首任女性首席执行官的这个头衔后，我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新的征程。我要弃商从政，继续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中为争取自由坚持奋斗。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去打拼的事业！我毫不畏惧，矢志不移。

得知母亲即将离世和从惠普公司离职成了全球各地新闻报纸的头条消息这两件事情，已经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了。只是我没有想过，其实人生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虽然我不希望任何人得癌症，但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有了这样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体会到了亲人给予我的最深沉的爱，也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友谊的温暖、信念的救赎和陌生人的善意。

＇1＇　1美制加仑≈3。79升。——编者注

第4章

重生之后

癌症是一场洗礼，一场让人转变的修行。随着病症慢慢减轻，你会感到一种超脱和平静，但也会开始担心你的子孙后代将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

所有患过癌症的人都会知道，癌症其实是一场洗礼，一场让人转变的修行。其中的经历未必都是负面的。癌症病人一开始都会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身边所爱的人。后来，随着病症慢慢减轻，会有另一种感觉——这不是征服和胜利，而是一种超脱和平静。你的时间观会大大拉长，会激励你前瞻遥远的未来。你不会只关注自己在未来6个月能否活下来，而是会开始担心你的子孙后代将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忽然之间，对我而言，竞选参议员不再是一场打败芭芭拉·博克瑟，获得冰冷选票的较量，而是一个让我改变事物秩序、争取更好未来的机会。

又一个夏天开始了，我开始相信，我能挺过化疗。我慢慢地将注意力转移到这场竞选上。当我的身体逐渐康复，有力气坐起来时，我给我在硅谷的潜在支持者打了电话。他们在电话中不仅表达了对我的一贯支持，也表达了郑重的提醒：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辛苦战。黛博拉和我并没有被这样的提醒吓倒，相反，我们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再次出发了。我们一边一起去斯坦福医院继续接受注射治疗，一边开始组建竞选团队。

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黛博拉证明着她的价值。她是无可取代的。我们俩都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候选人更加出色、竞选团队更加优秀、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就会赢得竞选。我们开始组建一个以公民立法者身份出现的竞选团队。这个团队不玩弄权术，并且对选民直言不讳。这是一个以实现竞选使命为己任的团队，从不把竞选当成是例行公事。我们达成共识：要结果，也要过程。

我的身体依然很虚弱，无法外出与选民交流。所以，由黛博拉帮我观察，替我搜集信息。她和我坐在屋后的摇椅上，一交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常常探讨我们究竟想要一场怎样的竞选。很快，我们的团队成型了。我们想要招募到尽可能多的加州人。常住在加州的商人加里·亨特同意成为我们的竞选财务主管。我们从参议员凯·贝利·哈奇森麾下招募了青年才俊阿尔琼·莫迪律师担任我们的策略总监。由来自阿诺德·施瓦辛格新闻团队的朱莉·桑德兰担任我们的公关负责人。由于是在加州竞选，付费媒体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花了点儿时间筛选媒体顾问。我在麦凯恩竞选的时候就认识弗雷德·戴维斯，他是一个地道的加州人。就是他巧妙地想出了著名的名人广告——在2008年竞选的时候，将奥巴马和帕丽斯·希尔顿以及布兰妮·斯皮尔斯剪辑进同一个视频中进行讨论。黛博拉和弗雷德商谈了好几个小时，弗雷德在离开之前，答应为我的竞选注入全新的思想和视角。所以我们聘请了他，而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我们的竞选经理并非由我们多方寻得，而是他毛遂自荐，自动送上门。马迪·威尔森是萨克拉门托政府长期的策略师，在看完博克瑟参议员先发制人的新闻，以及知晓了我在2009年夏季被惠普公司窃听的事情后，他主动找到了我。尽管我当时还不是候选人，但是博克瑟的团队可不想冒险。他们引用了一家倒闭杂志社针对我在惠普公司时的一条报道，大肆渲染。马迪听闻后非常愤慨，并直接和黛博拉取得了联系。黛博拉当时也在气头上，结果两人一拍即合，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见马迪，他们两个人已经对博克瑟团队的做法予以了还击。

芭芭拉·博克瑟帮助了我，是她给了我们与她竞争的动力。6月，当我还在积极化疗的时候，网上流传了一个有关博克瑟的视频，提醒加州的选民关注芭芭拉·博克瑟能在华盛顿特区任职那么久的原因。在这个视频中，博克瑟在某委员会会议上，质问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准将迈克尔·沃尔什。就在迈克尔·沃尔什打算回答博克瑟的问题时，她就立即打断了他，要求他称呼自己为参议员，而不是使用普通的称谓“女士”。

“我通过很多年的苦心工作，才赢得了这个头衔，我很看重这一点。”视频展示了芭芭拉·博克瑟盛气凌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