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吉太太正在储备青番茄腌酱。每批能做十二夸脱[1]多一点,而玻璃罐已经用完了。在商店里,他们告诉她说,生产玻璃罐的工厂正在举行罢工。她对此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到哪里都买不到那些罐子,就在这之前,供应量还是去年的两倍;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还有地窖里的那些。她有许多青番茄,因为她昨晚听到天气预报,有一股严酷的寒潮要来,就穿上她的风雪大衣,戴上干活的手套,提着风灯,在一片黑暗中走进菜园,把她能看见的青番茄全都摘了下来,有三蒲式耳[2]还多。她自己能提得动那几只装得满满的筐子,不过她叫了弗兰克来替她搬进家里;他嘴上抱怨,却喜欢她有求于自己。早上,新闻里说种植户遭受了损失,价格会因此飙升,倒不是说种植户们会从中得到什么收益,人人都知道商店才是赚钱的那个。
和昨天比起来,她觉得自己阔绰了一点,可是话说回来,青番茄也没多少用处。腌番茄酱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弗兰克说过,他每年都这么说,就他们两个人永远也吃不完二十四夸脱的青番茄酱,孩子们都已经搬走了。除非他们回来看望,把我的家当统统吃光,布里吉太太无声地补充。实际上,她总是会做两批,孩子们也从来都不爱吃,都是弗兰克吃光的,而且她心里清楚,下次他还会这样,自己甚至都没察觉。他喜欢把青番茄酱涂在夹了奶酪的面包上,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吃,每到广告时间他就跑到厨房里再给自己做一份,即使他刚刚才饱餐一顿,落下一串面包屑和斑斑点点的番茄酱,从厨房的台面穿过地板,客厅的毯子,一直到他那把硕大的椅子上。从前这总是让布里吉太太很恼火,尤其是那些面包屑,但现在她看着他,带着一种悲伤;她曾经以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但她渐渐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她甚至都不想再取笑他肚子上的赘肉了,虽然她还在这么做,因为如果她不说了,他会怀念的。“你看看你,”她说着,用一种有点生硬的、殷殷催促的清脆声音,她不能改变语调,因为大家都觉得她就应该这样说话,如果换了另一种口吻,别人会觉得她生病了,“你就继续这样大吃大嚼下去好了,我早上叫你起床就容易了,我只要推一把,你就会像个木桶一样一直滚到楼梯下面去。”而他则用他慢条斯理的声调回答,装着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虽然他并不懒,“生活里总要有点乐趣,”仿佛他的青番茄酱加奶酪有点不太光彩,近乎一场放纵狂欢。每年他都告诉她,她做得太多了,但要是有一天他走到地窖里却找不到一点剩下的番茄酱,他一定会大发脾气。
布里吉太太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自己腌番茄酱了,那一年,她第一次有了这个菜园。她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时她正怀着女儿莎拉,很难弯下腰去除草。她小的时候,大家都自己腌酱菜,自己装罐,也自己保存。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大多数主妇都停下不做了,那时手头都宽裕了,再说去商店买东西也更方便。布里吉太太从来没停下,虽然朋友们大都觉得她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她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那让她的手法从未生疏,而其他人只好从头再学一遍。不过,要是糖的价格继续这样涨上去,即使在家自制食物,她都不知道能负担多久。
从面额上看,弗兰克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可他们却似乎更加拮据了。他们总还能把农场卖掉,她想着,卖给城里来的人,当做他们度周末的去处;他们能卖出一个看上去非常高的价钱,他们南面的几个农场已经这么出手了。不过布里吉太太对钱并没有多少信心;土地也会浪费掉,而且这是她的家,是照她想要的样子布置的。
第二批青番茄入了锅,正用小火煨着,她走到后门边,打开门,双臂交叉搁在腹部,伫立远眺。她发觉自己现在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四五遍,却不太清楚是为什么。门外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谷仓和后院的空地,空地上那排枯死的榆树,弗兰克总是说要把它们砍倒,还有克拉克家的屋顶,钉在山的另一边。她不确定自己指望看到些什么,但她有个古怪的想法,她可能会看见什么东西着了火,地平线上冒出滚滚浓烟,形成一根烟柱,或许不止一根,远远的,在南面。这个想法对她而言实在太过反常,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昨天,弗兰克看见她站在后门口,晚餐的时候还问过她;不管他要对她说什么,就算他在上午就想到了,他都会留到晚餐的时候。他想知道为什么她在后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地待了十多分钟,布里吉太太则对他撒了个谎,那让她心里七上八下的。她说她听见有一只陌生的狗在叫,这个故事编得并不高明,因为他们自己养的几条狗就在旁边,可它们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弗兰克没有追究;他可能以为她老糊涂了,又不想对她说破,这倒像是他会做的事。他会把泥泞的脚印踩满她擦得光可鉴人的厨房地板,却不愿让任何人伤心。布里吉太太略带伤感地认定,尽管他固执得像个猪头,却是个善良又讨人喜欢的人,对她来说,这就如同放弃一个怀抱多年、确定无疑的信念,比如说大地是平的。他惹她生气的次数太多了。
等青番茄酱冷却之后,她循例贴上标签,写上名称和日期,端着它们走下地窖的楼梯。地窖是老式的那种,石头墙壁,泥土地面。布里吉太太喜欢让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她还在用熨斗熨床单——所以新婚不久她就让弗兰克帮她做了几个架子。番茄酱归到一侧,果酱和肉冻在另一侧,好几夸脱的腌蔬菜沿着底边放好。有这么多食物在地窖里面,曾经让她感觉安全;她会自忖,唔,就算来一场暴风雪或者其他什么的把我们困住,情况也不至于太糟。现在它们再也无法带给她安全感。相反,她觉得要是她忽然之间不得不离开这里,这些瓶瓶罐罐她一样也没办法随身带走,它们太重了,她拿不动。
放完最后几瓶番茄酱,她走上楼梯。走楼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她的膝盖还是不舒服,自从六年前摔了一跤之后就一直是这样,那时她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绊了一下。她已经对弗兰克说了一百万次,让他把楼梯修好,可他还是没有动手,她说的“固执得像猪头”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她要他做件什么事,多说了两遍他就觉得她唠叨,也许是吧,可是他不做的话,谁去做呢?她无力承担这个问题背后那片冰冷的空洞。
她只好克制住自己不要再到后门去。于是她走到房子背面的窗口朝窗外看,反正她的视野几乎没有区别。弗兰克正朝谷仓走去,拿着什么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把扳手。他走路的姿态比从前慢一些,微微向前倾——从身后看起来,他就像个老人,他这样走路有多久了?——让她觉得,他保护不了我。她并不是故意这样想,只是这个念头就这么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而且不仅仅是他,是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已经丧失了力量,从走路的样子就能看得出来。他们都在等待,就像布里吉太太一样,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是什么都好。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察觉。最近,每次她去镇上的多米尼恩商店[3],都会在店里的女人们脸上看到一种表情,她认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她不会搞错——一种焦虑不安又讳莫如深的表情,仿佛她们害怕什么东西,却又不愿谈论。他们想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她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助的气息让布里吉太太愤慨不已,她从来都是个实际的人。
几个星期以来,她都想走到弗兰克跟前,让他教她该怎么开枪。其实他有两把枪,一管猎枪和一支点二二口径的步枪;从前,他喜欢在秋天打几只鸭子,当然还有那些土拨鼠,非打死不可,因为它们会在田里打洞。弗兰克每年都要开着拖拉机到田里去上五六次。很多人都因为拖拉机翻倒而受伤。可是她不能这样要求他,因为她没办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学会开枪,而要是她不说清楚,他就只会开她的玩笑。“人人都能开枪,”他会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扣动扳机……哦,你的意思是你想打中个什么东西,呐,这就不一样了,你是打算要谁的命啊?”兴许他不会这么说;兴许这只是他二十年前说话的方式,那时,她对房门之外的事情还没有丧失兴趣。但布里吉太太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因为她永远也不会开口。她没有勇气跟他说,也许那时你已经不在了。到时候,也许你要离家去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会打仗。她还能记起最近的那场战争。
窗外的景象一成不变,于是她转身坐到厨房的桌边写她的购物单。明天是他们进城去的日子。她努力规划这一天的行程,好让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坐下来休息;不然她的脚会肿起来。这个问题从有莎拉的时候就开始了,生下另外两个孩子之后变得越发严重,从来没有真正痊愈过。自从结婚开始,她的一生都在列各种清单,那些必须买的、缝的、安排的、烹饪的、储存的东西;她已经把明年圣诞节的清单都列好了,所有的人名,她要买给每个人的礼物,还有一串做圣诞大餐所需要的材料。不过她似乎提不起兴致,明年的圣诞还太遥远。她无法相信某个遥远的、如过去一样井井有条的未来,她似乎再也没有精力了;似乎她正把精力都积蓄起来,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她甚至很难列完这张购物单。她没有潜心专注在那张纸上——她写在已经过期的日历背面,过完一天撕下一页的日历,弗兰克每个新年都给她一本——而是把厨房打量了一遍,看着所有那些在她要离开时都只能留下来的东西。那才是最难的部分。她母亲的瓷器,她的银器——虽然纹样已经过时,镀上的白银也渐渐剥落,那只小鸡模样的煮蛋器是莎拉十二岁的时候送给她的,陶瓷质地的盐和胡椒皿,外形是一匹匹绿色的马,头上开了小孔,是另外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从全国博览会[4]上带回来的。她想象自己走上楼梯,折好的床单放在箱子里,毛巾整整齐齐地叠在架子上,床已经铺好了,被子还是她外婆的,看得她想哭。在她的书桌上,那张结婚照片,她穿着一条闪闪发光的绸缎礼服(绸缎是一大失策,丰满的臀部变得更加显眼了),弗兰克套着那身西装——他从此再没穿过,除非是去参加葬礼,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太短,头顶却出人意料地耸起一簇,仿佛啄木鸟的羽冠。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的照片。现在她想想自己的女儿,倒希望她们不要生孩子;现在再也不是能生儿育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