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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追加篇孟子（第1页）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着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着《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着《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汲，孔子之孙）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

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以及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

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教子的故事，史书上记载颇多，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年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

他说，这就像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

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孟子抓住许行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当时梁魏屡败于他国，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

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像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不听，“燕人畔”，宣王后悔说：“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