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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任何独标高格的行为都得冒在毒日下被睽瞪众目轮番拷打的危险。

“枪打出头鸟”和“锤敲出头钉”就是这种处境的最好注释。

嫉妒,它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们首先把它刺伤。

“‘性派对’就是这种挑战‘嫉妒’的榜样行为。”阿升一读完,就大放劂词地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行为者不嫉妒他人对情感的贪婪与占领。有一种大爱而不是泛爱的情感在倾注。”

阿升说着,立即给《镜城早报》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查一下罗武是不是他大学里的号称“笔杆子”的那个罗武,并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之类的。

很快就查证了,此罗武正是彼罗武,而且他就住在深圳。

结果,当天,罗武就被老同学阿升给叫过来了。

阿东见了罗武后,竟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罗武居然当晚就没有回到家里去,而是入了“性派对”的“贼道”,成为这一“遮阳部落”的幕后鼓噪者。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弑母的“大和”文化与“骷髅墙”的启示

罗武加入这个“圈子”后,阿东喜欢找他讨论中国的“孝道”文化问题,两人还常常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或日本的“大和”文化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不对劲”的地方。阿东给罗武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一起尴尬事情:他的一位女同学,与当地一个美国佬结了婚后,女同学很有“孝心”,她见她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且又分开住,就好心好意建议搬过去住在一起,这样也好照顾些。

没想到这两位老人很恼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人空间,并怀疑是图谋他们的房子。

气得这位女同学大骂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阿东说。

罗武为此分析道:中国人的所谓“孝心”,在美国人看来则成了这样子了——它是父母在子女还没出生前就已把他们的用途计算好了,并将一个人能如此“利用”另一个人制度化,还不断地对后者进行“洗脑”。

阿东接过话茬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在以“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工具”为基本原则的西方(美国只是其中的代表),“利用”人和真情是不相容的。他们尤其对中国人孝道中出现的各类“杀子”或“自毁”式的故事极度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人还没诞生前,他她的人生和命运就“失去控制”了。

“这种‘孝文化’将整个东方都窒息了。”阿东总结性地说。

“但日本除外。”罗武笑着说,他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指向。

“愿闻其详。”阿东也笑道说。

于是,罗武就举例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樽山节考》,讲述一个古老悲壮的故事。

樽山的风俗是老人到了七十岁就要被儿孙背到山去,在山上“坐化”,以便空出家庭的位置和口粮,好让晚辈娶亲生子,增丁添口。“背母上山”就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电影中女主公阿令婆是一个年满七十却还相当健康的老妪,它被儿子背到山上,平静而安祥地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来接她。

(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否与这种牺牲精神有关呢?——阿东插话道。)

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老人转眼间成了一尊塑像。

罗武说,天人合一的传统母题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并有了超越现实的感染力。在这个仪式中,责任和人性的冲突,族规和亲情的矛盾,通过“背母”、“弃母”、“救母”、“别母”等细节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同样是东方文化,日本的这部电影却是反中国的“孝道”文化而行——“弑母”。而在中国,只有牺牲晚辈,才算是崇高和伟大。

“这是否说明了中国的老人都很自私?”阿东问。

罗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曾经在一家杂志封二看到一幅照片,是一爿“骷髅墙”的近镜头聚焦。这墙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片骷髅。

摄影者撰文说,许多年以前,在这荒寒的高原,有一位高僧临死前留下遗言,说他死后,希望把他的头放在高高的山坡上。他要永远看着这里的山川日月,留恋着人世间美好的一切。

“他清贫地过了一辈子,还认为活得不够,还不希望死去。”罗武耸耸肩说。

阿东若有所悟:哦,原来中国老人的“自私”是因为他们“怕死”,即使死后,也要对人间有所管理和看护,他们对晚辈总是处于一种“不放心”的状态。得“道”的高僧尚且如此,而况俗人乎?

罗武又接着“骷髅墙”的故事说:后来,这一带人都学这个高僧的样,留下遗嘱,死后,留下头颅看这里的蓝天白云。

然而,有一天,当摄影家带着女友想再去寻找这个地点时,却发现变了样——“骷髅墙”被推掉了。这里成了一个什么生产基地。

那一刻,他失望极了。可是女友却十分高兴,她原本就不想来看什么破墙的。

回去的路上,他跟女友一句话也不说。女友想跟他说话,他竟不愿开口。

就这点小事,他们竟然分手了。

脆弱的生命,更脆弱的爱情啊。

摄影家写下这段文字并不是为一段爱情的结束而惋惜,而是为女友当时不理解他难受的心情并最终导致分手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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