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身旁的希尔施也在凝视着照片上的哈森克勒费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说,“我想救他。但那时候到处一片混乱,想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甚至比从拘留营救出此人还难。法国式的低效率,再加上该被诅咒的官僚主义!一切倒并非别有用心,但谁赶上,谁遭殃。”
我在离死者名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一张埃贡·菲尔斯特的照片,上面有一条黑色饰带,却无黑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位秀丽的女子。“是否意味着他在德国被杀害了?”
她摇了摇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加黑框了。杰西只是为他悲痛,所以仅仅加了一条黑色饰带。因此他的照片也没有和死者的挂在一起,真正死去的人的照片都在那边和哈森克勒费尔的挂在一处。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
看来杰西的回忆都秩序井然,即使是死亡也能变得如此有小资情调,我边捉摸边望着照片下沙发躺椅上五颜六色的靠垫。照片上有些演员身着戏装,那是他们在德国或维也纳成功上演各种角色时穿的行头。这些照片肯定是杰西带过来的。演员们或身着褪了色的丝绒服饰,或披甲佩剑,或头戴王冠,他们英姿勃发地从黑框中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房间的另一侧挂着杰西还活着的朋友们的照片。这些朋友们也多是歌唱家或演员,当中也有几位医生和作家,杰西偏爱名人。我不知道这两组收藏当中的哪组更恐怖一些,是那些死者的照片,还是那些不知死为何事,但却身穿戏装扮演过瓦格纳歌剧中那些头上长角的英雄、唐璜或是威廉·退尔[38]的人的照片。后者往昔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他们仍在等待死亡,现在已经谦逊多了,而且现如今,他们也已经太老迈,无法扮演照片上的角色了。
“洪堡亲王[39]!”一个驼背的矮个男子在我身后说。“那是我当年扮演的!而现在呢?”
我转过身看了看他,再回头看那张照片。“那是您?”
“那是当年的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男子回复道,“十五年前!在慕尼黑!小剧场!报刊纷纷认为今后十年‘洪堡亲王’非我莫属,预言我前程似锦。前程!不错吧!前程!”他后退半步一鞠躬:“格雷戈尔·哈斯,退休的室内剧演员。”
我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哈斯盯着那张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洪堡亲王!人们还认得出我吗?当然认不出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皱纹,头上却有着浓密的头发。当时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别发胖,因为我爱吃甜点,苹果派加掼奶油!可如今呢……”小老头解开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上衣,露出干瘪的肚子。“要是杰西把这些照片烧掉就好了!但她对这些照片恋恋不舍,就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儿子。这儿叫‘杰西俱乐部’!您知道吗?”
我点点头。还是在法国时,杰西的保护对象就这么自称了。“您也是俱乐部成员吗?”哈斯问。
“有时候是,谁又不是呢?”
“她在这儿替我找了份工作,给一家与瑞士有很多信函往来的公司当德语翻译。”哈斯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说:“我不知道这差事还能干多久。瑞士各家公司会英语的文秘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我了。”他仰视着我说:“摆脱了一种焦虑,会出现新的焦虑。您的情况也如此吗?”
“差不多吧。但人是可以习惯这种状态的。”
“甭管能不能习惯,”哈斯突然冒出一句,“某天夜里,人就上吊了。”
他颤抖着又鞠了个躬说:“再见!”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说德语,我想起在法国时杰西对此就很重视。如果流亡者之间交谈不用德语,她认为那不光可笑,而且甚至几乎意味着背叛。她无疑属于流亡者中的那一派,即把纳粹视为来自火星的人,他们强占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祖国。这与另一派的观点完全不同,另一派声称每个德国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此外还有第三派,此派也主张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尽管这种状况常常被冠以其他名称。这一派又有两个分支:哲学的和好斗的。罗伯特·希尔施属于好斗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