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
MIAO就是在做着这样“口耳相传”的工作,她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英语,美国口语。
最早听说“新东方”,是在美国上网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一样:全国各地考到北京;然后去念新东方;然后出国;然后找工作;然后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上网聊天。
他们会专门凑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新东方”上课的情景,谁教的,教室在哪里,同班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非常详细,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
MIAO刚回中国那阵子,我孤枕难眠,上网比较勤。有一天刚在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新东方”的回忆,晚上跟MIAO的越洋电话里就听她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工作啦,在新东方,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你去干吗?教英语?”
“对呀,今天面试了,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有点帮她紧张:“你考过托福吗?就敢教,别误人子弟。”
“不是教托福,是教口语,教人说话,美国话,我强项,我就特别会说话。”
“那就好,”我有点惊讶:“噢,中国学生现在都开始张嘴说话了?真不容易。”
难怪我惊讶,实在是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从来就没要求过学生要张嘴,虽然我小时候也被初中的英语课本折磨过,也看着满纸的口腔切面效果图练习过往哪儿摆舌头,可是说出来的英语都是只有老师能听懂,万一老师不对着课文听的话,估计就只有我自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学习一种语言而又不去用它,只是把应付考试当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悲哀的。
我不由得为MIAO感到一点骄傲,第一,她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的工作;第二,虽然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不大喜欢我,但我将最终自己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回中国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趾高气扬地跟MIAO去上课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二百来号人,听他们在MIAO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把以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英语从嘴里说出来,心里是一种非常安详,并且神圣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节放假之后第一天上课,好像是大年初三,外面很冷,教室里很热,有些外地学生显然是刚下火车,还没找好住的地方,提着行李,直接就来上课了,教室里肩并肩地挤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摆满了小马扎,很多学生就蜷缩在马扎上面,没有桌子,垫在腿上,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
我觉得我想哭。这都是什么学生啊,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动力,大年初二离开家,万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遭这份罪,难道整个中国都再找不出一种稍微舒适一点,又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学习环境?
那时候有点后悔,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好好琢磨一下那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表述的对新东方的怀念,是当时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而现在,亲身坐在这个教室里,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一些。
MIAO在讲台上是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但并不能打动我,因为她教的东西对我而言太简单,完全没有共鸣。我躲在最后一排,翻看着旧报纸,偶尔抬头扫一眼,看见她还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心里感觉非常的塌实。
干点什么好呢?
教书这份工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我在心里否定着自己,英语水平倒在其次,认真准备一下应该不至于误人子弟,关键是当老师居然要承受这么多学生的殷殷期待,要把自己当成人类模范来严格要求,我怕怕。
还是干点什么别的吧,问题是,干点什么好呢?我有点找不准方向了。
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倒是挺有决心的,越洋电话里跟MIAO说:“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哪儿都饿不死咱们,实在不行我去火车站扛行李,怎么着也能养活你,只要你吃得别太多。”可是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第一,我连火车站在哪都不知道;第二,她吃得很多。
我曾就“能在北京干点什么”这个问题,同一个朋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你看,我体力好,会跳伞,会用电脑,会英文,会开车,会使用各种常规武器,就是没有文凭,在北京能找到工作吗?”
他毫不留情地说:“不能!因为第一,你没有中国驾照,不能在中国开车;第二,中国民间武器管制严格,也没可能使用任何军事武器;第三,体力再好能比过那些从小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吗?第四,你最多也就是会使用电脑,同那些科班毕业有证书的人绝对比不了。你呀,没戏。”
说到底,我唯一的求生技能,就是会说英语。离被逼上绝路就差一小步。
那看来就只能向MIAO学习,去新东方教英语了。
我是不去管那些应聘步骤的,也不会写什么个人简历,直接就由MIAO引见着,去新东方在北京中关村的总部三楼,见当时的听力口语部主管,也是MIAO的朋友,青青。
走进听力口语部办公室,迎面看见一瘦小女子,裹着一黑棉袄,飕飕的满屋窜来窜去,显得特忙。MIAO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部门主管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