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卫军实在太弱了。革命党人势必获胜。只有协约国军队入侵才可能扭转局面,但这是不可能的——眼下这点儿事情已经让丘吉尔焦头烂额了。比利?威廉姆斯和艾瑟尔姐弟俩配合默契,确保必要的增援派不出来。
穆雷给菲茨拿来了一麻袋信件。“这是您要看的士兵家书,先生。”他话里有些不赞同的意味。
菲茨没有理睬穆雷的不满,打开了麻袋。他搜寻着威廉姆斯中士的信。至少得有个人为这场灾难受到惩罚。
他找到了需要的东西。威廉姆斯中士的信是写给E。威廉姆斯的,那是她娘家的姓——毫无疑问,他担心使用她的夫姓会让人注意他的卖国信件。
菲茨开始读起来。比利的笔迹又大又自信。乍看之下,字里行间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有点儿古怪。不过,菲茨在“40号房间”工作过,了解编码加密。他定下心来开始破解眼前这份密信。
穆雷说:“还有一件事,先生,这两天你见过那个美国翻译吗,名叫别斯科夫的?”
“没有,”菲茨说,“他出了什么事吗?”
“看来我们把他丢了,先生。”
托洛茨基十分疲倦,但他毫不气馁。脸上的紧张线条丝毫没有减弱他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格雷戈里钦佩地想,正是对自己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着他。格雷戈里猜测他们几个都是这样——列宁和斯大林也是如此。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土地改革,或者军事战术。
格雷戈里却做不到。跟托洛茨基一道工作时,他努力制订对白卫军最好的回击战术,但在得知结果之前,他对是否做出了正确决定从来都没有把握。也许这正是为何托洛茨基世界闻名,而他只不过是一个政委的原因。
格雷戈里坐在托洛茨基的私人火车上,桌上铺着一张俄国地图。这种情形以前有过多次。“我们基本上不必担心北方的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说。
格雷戈里表示同意:“根据我们的情报,那里的英国士兵和水兵之中发生了叛乱事件。”
“而且,他们丧失了跟高尔察克会合的希望。他的军队正以最快速度逃回西伯利亚。我们可以把他们赶过乌拉尔山脉,但我认为我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在西面吗?”
“那边很糟。白卫军依靠的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反动民族主义者。高尔察克在那儿委任尤登尼奇为总司令,他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持,将我们的舰队围困在喀琅施塔得。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南方。”
“邓尼金将军那边。”
“他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有法国和意大利军队的支持,英国人也向他提供补给。我们认为他正在计划进攻莫斯科。”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击败他的关键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军事上。”
托洛茨基来了兴致:“说下去。”
“邓尼金无论去哪儿都会树敌。他的哥萨克士兵肆意抢劫。每当他拿下一个小镇,就会把所有犹太人集合起来,随便射杀。如果煤矿没达到生产目标,他就杀掉十分之一的矿工。还有,不用说,他枪决了部队里所有的逃兵。”
“一样,”托洛茨基说,“我们还杀了包庇逃兵的村民。”
“还有拒绝交出粮食的农民。”格雷戈里不得不狠下心来,接受这种必要的残酷,“但我了解农民,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很多人在革命中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会坚守这些土地,无论发生什么。”
“所以呢?”
“高尔察克宣布土地改革应该遵循私有财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