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办事处,敌机轰炸的警报声又响了,刘少奇和徐海东马上组织干部、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城墙脚下的一个防空洞去,日本空军扔下炸弹、燃烧弹,在办事处附近爆炸,燃起了熊熊烈火。刘少奇和徐海东最后跑进防空洞,在洞口坐下。
“这鬼地方,地上的特务、汉奸到处盯梢,天上的鬼子,也经常来袭击!”徐海东骂道。
“日本空军的炸弹是专门欢迎你这少将旅长的哟!”刘少奇开玩笑说。
徐海东心想:他们若是知道你也在这里,会加倍欢迎,于是便说,“我们还是早日离开西安!”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方针。蒋介石也加紧了向日军妥协的步伐,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边疆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文件。在华北、华中,国民党军队制造了“(木旬)邑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杀害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战士、家属和伤员的反共事件。
徐海东、刘少奇率领延安军事检查团从西安出发,奔向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路上,虽然受到当地国民党军的“热情”接待,但明争暗头号、杀机四伏。徐海东非常担心刘少奇和四十多名干部的安全。他们迎着飞沙、冒着秋雨,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于11月初胜利到达目的地。
皖东定远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寒霜铺满了皖东大地。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却气氛活跃。
分队长以上的新四军干部正在认真倾听中央代表胡服同志和徐海东同志传达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徐海东是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第四支队司令员前来赴任的,他人地在胡服的右侧。
胡服说:“周副主席在今年初就给我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可是有的同志,恐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积极向东作战,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我和海东同志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同志们:在敌人后方,应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胡服转过脸对徐海东说:“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要我们向东发展,一直到黄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拥护的会场都震动了。
徐海东接着说:“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方圆不到十公里,敌人几颗炮弹就打穿了。我们还要像在大别山时那样:招兵买马,扩大新四军,扩大根据地。向什么地方扩大?敌后、日本鬼子的后方,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里,等靠要。我们要独立息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向东、向东,不到黄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徐海东说着,手指向了东方。
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新四军,特别是第四支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时,由高敬亭领导留下的红军指战员。时隔几年,他们又见到往日的“徐老虎”的雄姿,又听到他那洪亮激昂的声音,这些老部下、老战友无比激动,好像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
坐在刘少奇左侧的张云逸,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他刮掉了左右江起义时留的大胡子,显得格外年轻。刘少奇和徐海东的到来,增添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他今天精神抖擞,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他最后总结说:“胡服同志和海东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明确了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斗争方向和战略目标。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夜晚。徐海东宿舍。
一盏油灯,驱走了满屋的黑暗。
“尽管四支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呀!”第四支队的一名干部放声痛哭,“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呀?!”
徐海东遵照中央精神,首先是“整顿”好第四支队。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肺病复发了。但是,他不顾病痛,刚到指挥部,就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了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改编的,军长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因他在思想上过分对国民党妥协,其实也受当时的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影响,又因敌人从我内部挑拨离间,致使高敬亭被错杀。从此,四支队名声扫地。四支队内部有很多人为高敬亭抱不平,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和上边统一口径:高敬亭犯了严重错误。
徐海东根据了解的情况和以往对高敬亭的了解,对这位哭泣的干部说:“十年内战,高敬亭不管斗争环境多险恶、生活多艰苦,都不肯向敌人投降。他对革命还是有功的哩!”
那个干部不再哭了,怔怔地望着徐海东,半天才说:“党还是信任我们呀?!”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徐海东接着说了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有很多人说我是张国焘的部下。可是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我嘛!毛主席跟我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信任,同样也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徐海东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带着中央军事家委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支革命部队立时有了明显起色,内部越来越纯洁、斗志越来越旺盛,同时,还不断地扩大着新的力量。
可是,随着青年学生参军的增多,部队中“文人”和“武人”的对立,又逐渐突出出来。一方说,“只会冲杀,莽张飞,屁事不懂!”一方说,“纸上谈兵,枪炮一响,腿肚子转筋!”
徐海东也是地地道道的“大老粗”,曾经骂“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他崇尚“武举”,认为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而不是笔杆子。到了延安,经过学习理论,并得知党中央的大部分干部都是知识分子,还有些喝过洋墨水,这才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他深知:正人先正己,批铁需靠本身硬。他带头新生有知识的青年,热心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谈心,开生活会;同样鼓励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学文化,讲革命道理,讲知识的作用。每天晚上,他宿舍的灯都亮到夜间一、两点钟。
经过他对干部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四支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战士们传颂着:我们的“老虎军长”也变成了大知识分子啦!在徐海东领导下,这支队伍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沿着革命的轨道胜利前进!
1939年12月19日晚。四支队指挥部。
战场,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真正舞台。新四军四支队的指战员在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和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壮大。徐海东常说:“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
12月18日,侦察员带来敌情:驻南京、明光、蚌埠一带的日伪军,共抽出两千多人,进到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打算“扫荡”我新四军。
徐海东立即提出要打个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一拍即合,几个领导经过精心研究,拟定了作战方案:诱敌深入,把敌伯一路放进周家岗一线,在通往复兴集的要道上,打伏击。确定部署之后,徐海东与往常一样,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出发了。警卫员担心:“司令员的病可别再加重呀!”
第二天夜晚,驻滁县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分两路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进攻施家集;另一咱经官庄、占领施家集后,进攻周家岗。驻全椒之敌七百余人,一路经东旺集,向大马厂进攻;另一咱三百多人,经石沛桥、枣岭集,与滁县之敌合击周家岗。一心想和新四军决战的狡猾敌人,却落入了徐海东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斗从21日打响,在二十四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打垮了合击周家岗的敌人一个营。这次战斗,我军只伤亡十一人,却毙伤俘敌蚕六十多人。不仅活捉了一个日军分队长,而且当场击毙卫个叫毛高十穗的日本指挥官。
敌人见势不妙,仓惶逃窜,十分狼狈。徐海东率领新四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丁、西河等地,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这对进一步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人民群众、干部战士眉开眼笑,奔走相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