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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困”与不困，需要比较才能下结论。只要和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比较一下，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得出公务员住房困难的结论。这还不包括居住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群体。因数量有限、条件苛刻，更有些弱势群体连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享受不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公务员住房都不“困”。所谓“解困”一说，只是巧立的一个名目罢了，关键在落脚点“补助”二字上。

我从来不反对提高公务员待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改革发展的目的，公务员当然也不例外。我也从来反对那些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诸如此类的提法。公务员群体也都不容易，也应该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从“养老金改革”和“住房解困”这两个事件看，如果媒体报道属实的话，公务员们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是把人民群众置于脑后和身后，率先给自己切了一块“大蛋糕”，率先享受了发展的成果。

在讨论养老金和住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目光停留在繁华的都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在广大的农村的9亿多农民兄弟，他们老了，谁来养老？他们能享受多少住房上的财政补贴和困难补助？

评开封副市长讲话指导漯河工作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不要惊讶，也不要以为开封副市长手伸得长越权漯河工作，事件缘于开封副市长的一篇讲话中，竟然“要站在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高度”，而且和之前一篇报道漯河消防的文章大同小异。

今天，看到了《羊城晚报》报道《怪！河南两市官员讲话稿竟雷同　被网友爆出》。文中指出，1000字稿件有800字相同，开封稿中竟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字眼。据网友爆料，在“中国消防在线”上，3月13日来源于“河南开封消防支队”，署名刘铁柱的稿件《开封市副市长：消防工作也是派出所的“主业”》，与3月4日来源于“河南漯河消防支队”，署名张建华的稿件《漯河政法委书记：防火监督是预防火灾的前沿阵地》内容竟然大同小异。在帖子中，网友贴出了两篇稿件的内容对比，其中“开封稿”中的一句话“站在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高度……”还被网友用红笔圈了出来。帖子迅速引起上万网友的关注。

对比两篇稿件不难发现，分为四段的两篇千余字稿件中，前三段800余字除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同外，内容几乎一字不差。“最近一段时期，全国相继发生了多起恶性火灾事故，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纵观漯河（开封）全市消防安全工作总体情况，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重特大火灾甚至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开封稿”中唯一的一处“疏忽”在第二段最后，一处“漯河”的字眼并未像段落中其他地方一样改成了“开封”，因而才会出现“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破绽。

日常工作中，写材料总是要参考别人的文章的。这很正常，我们总说要借鉴别人经验，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参考和抄袭是有严格的界限的。把别人的文章拿来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文中所说的“文抄公”居然连人家文章中的地名都不换，是抄得太大方了，太出格了。好在没有把“开封副市长”的职务抄成“漯河政法委书记”，否则组织部门的也不干了。

我在工作中，真得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中，有的人为了应付差事，东拼西凑，也有抄得过头的时候。比如，某“工商管理干部”的先进性教育材料中，出现了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的字眼，某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心得体会中指出，本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收获很大，等等。

但是作为一位副市长的材料，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大跌眼镜。副市长在事件发生后面对媒体的解释更让人大跌眼镜。刘铁柱副市长说，“是有抄袭这回事，不过不是我，是我们聘请的一位文字雇员发表后署我的名字。”这更就奇怪了，别人写文章署你的名，看来这位副市长连个“文抄公”都不是，简直是“抢劫”了。

我也知道，在工作中，领导干部是很少亲自动笔写文章的。秘书写好了，自己过过目是好的了，有的看都不看，直接拿着稿子上台讲话，才出现了“领导，冒号”，“此处可能有掌声”的笑话。这篇文章，我相信副市长不一定看过这篇文章，起码是没有认真看。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副市长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

刘副市长还有更妙的奇谈怪论，“我们的宣传任务都很重，我的经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个稿子要不出现‘漯河’两个字，别人也不会看出来。”

一说是宣传任务重，这不假，但对待工作不能因为任务重就应付差事，这不像一位领导干部的做法。消防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宣传工作尤其马虎不得。刘副市长这样的态度，如何指导消防灭火？

又说文章都是抄的，只是这篇被看出来了，言外之意，署名刘副市长的文章全是抄的，而且是别人帮着抄的。只是苦了所谓的“文职雇员”了，辛辛苦苦写文章署别人的名字，不如抄来应付省事，结果出事后据说被开除了，何错之有？

管中窥豹，难道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都这样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官场潜规则源于自利心理

韩非子说过，人性自利。他举了个例子说，做轿子的人都希望人们当官，做棺材的人都盼着人死，这不是因为这些匠人心好或心坏，而是因为人当官后才买轿子坐，人死了才买棺材，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性自利。韩非是荀况的学生，继承了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我不敢妄评荀子人性恶和孟子人本善观点的对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性中存在自利的特点。

我党一直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胡总提出了以人为本等，这些都是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也坚信，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心忧天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在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身上，在那些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好干部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自利思想。

但不容否认，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一些人放弃了党性原则，暴露出了其人性自利的一面。我们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莫不如此。一些干部做工作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一些干部做事前先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这些干部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品质，哪里还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胸怀？在他们心里，充满的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指出过的自利心理。这些干部，哪怕是为人民群众干一点好事，想的也是如何来骗取人民群众的好感甚至是选票，如何让自己得到提拔和重用，如何来换取更高的级别和待遇，如何给自己捞得更多的好处。正因为有了这些害群之马的自利心理在作祟，才有了买官卖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鱼肉百姓，贪污受贿，才有了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一到临近退休，考虑问题总是想着自己退休后如何如何，才有了“59”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一当上领导，就想着如何行使特权，如何在群众面前耍威风，才有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