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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奥斯威辛写作（第1页）

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一一[德]君特·格拉斯

奥斯威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在此建立规模最大的灭绝营。1944年夏，每天有2万犹太人被毒气杀害；据统计，仅Ⅱ号营地就有100万犹太人死去。此外，至少有6000名吉卜赛人被毒死，还有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死于劳役。它是无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代表，民族屠杀的标志，反人类行为的象征。

二战过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烟销火灭，除了供人参观纪念，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说，它尚可给死气沉沉的历史学提供一些刺激性的材料，那么，对于以虚构和想象见长的文学来说，是不是显得太实在太陈旧了一点呢?

阿多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姑不论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作何种解释，都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家具体的写作态度。至于直接表现奥斯威辛题材并一生执著于此的作家，统计起来为数甚少，但是，无庸置疑，他们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这少数的作家之一。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磨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后划归波兰），父母一方为德意志人，一方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人伍，1946年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沦为难民。出生地，血统，早年经历，都使得他日后的写作无法绕开纳粹统治的历史。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尤其是行伍经验。使他不可能从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从底层，从失败者一方进行反思。他相继出版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与二十世纪德国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比目鱼》（1977）、《母鼠》（1986）、《辽阔的原野》（1995），以及《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除了小说，他也写诗，此外还有大量随笔、书信、评论、演讲；而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就是奥斯威辛。

战后德国出现一个“零起点”的口号，大约相当于我国“文革”过后的“向前看”的观点，不问而知，这种观点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纳粹党史是血腥的历史，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德国的罪恶及其影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加以充分的、彻底的暴露。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奥斯威辛过去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布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对于一场人类的浩劫，像举办展览会或成立纪念馆一类事情固然不应被延岩，而那些没有摆放在展台和陈列柜里的东西，也都应当一道被陈述，被倾听，被解释。为了增进对历史的理解，格拉斯多次强调，需要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又反对理性的僭妄，指出有必要提防将具体鲜活的历史事实抽象化。至少，对他个人而言，他认为不能从文化史的角度回顾历史，而只能从德国罪行的影响，以及作为他的文学创作的条件出发进行反省。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负担起来。

在后奥斯威辛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责问题。著名的政治学家阿伦特有关纽伦堡审判的观察和研究，也都把重点放在责任问题上。说到罪责，人们总是习惯地归之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此外，格拉斯还注意到，奥斯威辛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相性联系的责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或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连那些制造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的作案者，在受审时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出于服从纪律动用枪弹，或出于义务使用办公桌而已；而其他众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知道情况而听之任之的人，始终不吭声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被审判，难道都称得上是清白的吗?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对于德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治愈的创伤，以及引起这一无比罪恶的事件的责任问题，格拉斯确实倾向于人人有份的观点。在这里，这一观点不可能被理解为替杀人者开脱。他不能容忍作为德国人可以指责别人不忏悔而自己竟置身局外，无动于衷；说到忏悔也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良心问题。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讲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议会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吁和真理的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抗争，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他认为，希特勒政权所以得以巩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对于的软弱，缺少反抗的决心。他提出，每一个人应当拥有“抵抗的权利”。当责任问题被引导到对自身权利的思考时，显然已经越出一般的伦理范畴，而直接转变为一种政治要求了。

格拉斯热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表示说：“我的整个一生都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我的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里工作，当我试着描画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时，已经在与这个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况，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比十九世纪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对电话的窃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当成为一个公民，对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他承认，这种态度并非来自文学方面的见解与经验，而是源于迟到的政治见解与经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属性，对人类事务的关注和干预，也即所谓“公共性”，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不如说是在与政治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了促进。

公民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他的政治参与具有党派性，以致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对于那些自称为超政治超党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直接卷入竞选活动，参与撰写勃兰特的演讲稿，进行各种政治辩论和讨论。然而，他从来不打算通过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谋取个人权力，而是同人们一起遏制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议会民主，以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也就是民主政体的社会。格拉斯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说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使民主成为日常的现实是多么艰难，多么弥足珍贵；在由唯一的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允许有任何选择的地方，人们是多么地怀念和向往民主。”然而，从极权主义的政治蛊惑之下走过来的一代，对有关民主的记忆仍然心有余悸。他指出：“社会主义不能由上面来规定，它只能通过更多的民主来实现。现在我们知道，形式上的民主充其量只能保证表面的权利，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公正才能实现它的要求。”在极权主义社会，“民主”往往被演绎为“群众诀定论”，虽然实际上是领袖支配一切，群众则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对少数一小撮人“专政”的工具。因此，格拉斯说，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消除现存的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复辟十九世纪的阶级社会来实现，而必须克服一度成为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使所有的人的平等权利成为日常的实践。但是，这并不等于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冲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如果在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将政治上的对手都当成敌人来对待，那么这种民主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又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不能让冲突决出胜负，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来，那么，在它开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一一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这是一个富于政治智慧的创见。然而，我们并没有学会在冲突中生活。尤其在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之后，知识界普遍害怕和厌恶正常的思想斗争，八十年代倡言“费厄泼赖”，九十年代大谈“宽容”，而且都一样以反“文革”、反激进的姿态出现，以致不借给坚持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蒙覆魔鬼的面具。事实上，各种批判、驳诘或论辩从来未曾停止过；而进步的观念和正确的原则，却往往是通过冲突和斗争得以彰显和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