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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满洲省委新任工会负责人谢万春的老伴儿谢大嫂坐个木板凳,脸儿紧贴在外屋地的房门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刚一合上眼睛,就又看见一九三二年松花江发大水的情景:大水冲开了离她家只有半里地的堤坝,浊黄|色的巨浪翻滚着,吼叫着向他们那条破烂的街道涌来。她背着只有四岁的小女儿,从小破房里冲出来,在街道上狂奔。天下着瓢泼的大雨,狂风加紧了雨势,满街都是像她一样狂奔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边跑一边张大嘴用尽全身力气呼喊着——妇女喊着孩子,孩子喊着妈妈,没有什么喊的也直着嗓子在叫唤,是叫天?还是呼地?谁也听不清楚。当动物的生命突然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大概都会发出这种本能的绝望的呼号。

喊声、风声、雨声,夹杂着从人群后面追逐而来的洪水声,真让人感到那黑沉沉的天就要塌下来,人类要毁灭了,世界到了尽头。

谢大嫂拼命地跑着,跑着,明明知道跑不出去也要跑。后面的浪头打过来,她在浊水里挣扎着。一块木板冲过来,直撞在她的腰上,木板把她撞倒了,但她又飞快地抓住了木板,她就着水势趴在木板上。木板在浊水里一起一伏,木板边上隆起一个用旧铁皮包着的玩意儿,有半尺长,两头低,中间鼓鼓着,鼓鼓的地方还有个窟窿。谢大嫂一把就抓住了这个玩意儿,她抓得牢牢的。手握在窟窿里不大不小,正可手。她真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一样,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这只手上,只要不松手,她和她的小女儿就能得救。水一过去,她又可以回到她那小房子里,和她那出门在外的老头子……她刚想到这里,忽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从她的手上传过来,她就像触电一样忙向那旧铁皮包的玩意儿望去。天哪!这不是自己家里的门把手吗!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身下的木板,呀!正是自己家外屋地的房门,天哪!莫不是它成了气候,成了精灵,撵过来,搭救自己……不,不是,她忽然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家那遮风挡雨,赖以生存的小房完了!

谢大嫂一下惊醒过来了。她的脸在门板上贴得冰凉,她的手正抓在那旧铁皮包的门把手上。她把手从门把手上拿下来,拽了拽披在身上快要滑下去的薄棉袄,又抓住了门把手,门把手上的铁皮还热热乎乎的,她也感到一阵温暖。从那次大水以后,她就和这块门板,这个门把手,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缘。大水把她的小房冲倒了,所有的东西都冲没了,只有这块载着她和小女儿死里逃生的门板,还和她在一块儿。当她们随着一批难民,在南岗下坎搭起现在这片避难房的时候,这块门板就又为她家看宅守户了。

谢大嫂挺了挺腰板,又歪着头向里屋看了看。里屋门关着,一线幽暗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稳约地可以听见男人的话语声。谢大嫂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嘱咐自己:可不能再粗心大意地睡过去了!

里屋她的老伴儿谢万春正在讲话,声音不高,听不清楚说什么。但是只要听着这声音,她就觉得心里踏实,有了主心骨,好像天要塌下来,有这个老头子在身边也压不着自己,他的肩膀能抗得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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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大嫂名叫迟素芬,她和谢万春同是喝呼伦池水长大的。两家的小草房脊连脊的盖在池边小镇旁;两家的大人手连手地扯着一条渔网讨生活;两家的儿女从会跑就在一块儿抓鱼摸虾,而他俩也就在风吹浪打中一齐长大了,并且长得那么般配,那么和谐。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找到“天生一对”的伴侣的话,那么除了他俩还有谁呢?

两家的父母早就有意结亲,两家的邻居也都极力玉成。只要年龄一到,这对小情人就可以在茅屋下拜天地了。但在那年月穷人总是和厄运结缘,有几家穷人手里能拿着称心如意的算盘,任自己扒拉呢哪时沙俄帝国正把侵略的血手伸进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一条血路——中东铁路。说它是血路,就是因为它是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鲜血铺成的。翻开俄国人修筑中东铁路的纪念大画册看看,屠杀中国人的血淋淋的画面竟成了沙俄帝国侵略胜利的标记:在枯树枝上高悬着中国劳动人民的头颅;在草地上横陈着中国人民的无头尸体。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刽子手挥刀砍人那惨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头刚刚离开颈项,血还往下流……俄国人把当时最高超的摄影技术用来记录屠杀中国人民。

在那些无辜被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当中就有谢大嫂——迟素芬的生父。那条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她父亲和同乡们红着眼睛起来拼命。一阵排枪扫过来,她父亲倒在俄国人的枪口下,素芬不顾死活地扑上去,两个俄国“骚达子”——大兵抓住了她。兽性发作的老毛子,把十七岁的姑娘拖进高粱地,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谢万春手持砍刀闯来了。一阵砍杀,两颗黄头发的脑袋滚进了垄沟里,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被中国人杀个痛快!如果谢万春也有照相机,这倒真应该记录下来,贴到中国人民反侵略纪念画册上去。但是谢万春非但不能照这样的相,还受到了危险的追捕。他只好拜别了父母,和迟素芬双双逃出了家门。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们逃向哪里?

这时哈尔滨已经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大批农民涌入当时还叫傅家甸的道外区。历尽千辛万苦死里逃生的万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帮的农民来到了哈尔滨。那时哈尔滨到处盖楼房,修马路,横跨松花江的大铁桥动工了,停泊火轮船的道外码头也破土了,只要是肯卖力气,不愁没活于。刚满二十岁的谢万春长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经年在太阳暴晒下的皮肤像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红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领工的小把头总是一眼就相中他,头一批就被领走。迟素芬则靠着勤劳的双手,给人家洗衣服和缝缝补补。两个人口挪肚攒,积下了几个钱,就在道外靠码头的地方(后来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盖了两间小房。这对患难的伴侣,从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进了新居。他们没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词讲叫同居,用旧话讲叫合房,不论怎样叫,内容都是一样的。最质朴的形式中饱含着最纯洁的爱情,在旧中国刚刚兴起的新式自由恋爱,却在两个还不懂这名词的青年中发生了。在搬进新居的那天晚上,谢万春特地买了两支红蜡烛,打了两壶酒(他本来连一壶也喝不了,但新婚什么都要成对成双,不能“要单”呀),炒了四个菜,小夫妻点上红烛,穿起仅有的两件新衣,双双面向北方跪下,向家乡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坐在新炕席上,在红烛高照下,共进这对他们来说是最豪华的晚餐,共享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刻。

婚后,谢万春觉得卖小工做零活终非长久之计,他要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时有一个叫老巴夺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离他小房不远的地方,开设了一座制作烟卷的手工作坊。谢万春经常从这作坊前面路过,天长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犹太人老巴夺注意上了。他那切烟丝和制造大白杆纸烟嘴的机器都是手摇的,劳动力越强机器转动得越快,像谢万春这样浑身是劲的棒小伙子,对他那手摇机器来说简直就是一台不用电力的马达。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台“马达”安到自己那手摇机上,让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为自己出力。

这愿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实现了。有一天,老巴夺坐着一辆老毛子赶的大洋马车回作坊,路旁一个顽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炮身没坐稳,药捻儿刚点着,炮身就向马路方向斜射过去。轰然一响,带着一溜烟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车的大洋马那长嘴巴子上。大洋马一声嘶叫,前蹄往起一坚,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发疯般地向前冲去。赶车的老毛子一下子被从前边的高座上掀到后边的车厢里,正砸在被软座弹起来的老巴夺前胸上。还多亏这一砸,不然的话那个老巴夺很可能被甩到马路上去,摔个半死。这时那吓昏了头的老巴夺猛伸双手抱住了高声吼叫的老毛子,就像被惊吓的小猴子抱住老猴子一样,缩头拱背不肯撒手。赶了一辈子马车的老毛子,虽然被摔下高座,手里的缰绳却没放,就像久经沙场的战士临死还紧握着钢枪一样。这老毛子在被老巴夺紧紧搂住难以脱身的情况下,还紧拽缰绳,拼命地喊着,叫着。他那极度惊恐的黄眼睛瞪得和发疯的马眼睛一样大,他的嘴竟也和马嘴一样冒着白沫子。他声嘶力竭地想让马像往常一样听他的喝令,但是兽性大作的洋马再也不肯听他那洋话了。这匹发狂的奔马像离弦的弩箭一样向前冲去,真比那鸣着警号飞驰而来的救火车还有威势。街上的人流像逃避洪水猛兽一般呼叫着、狂奔着向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躲去;有的滚进了污水沟,有的钻进了垃圾箱,有的跳上了窗户台,有的踢翻了杂货摊,小媳妇跑掉了绣花鞋,老太太甩散了疙瘩髻,有一个少女竟扑迸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怀里……

那狂奔的大马车在拐弯的街角处没有拐弯,竟风驰电掣地向人行道上冲去,直对奔马的人行道上正有一群小孩在抓“瞎糊”。一个小孩的眼睛上绑着老奶奶的黑腿带子,张着小手向四处摸着。围着他嬉笑叫喊的小孩一见马车冲过来,都惊叫着四散逃去,只有那个被蒙住双眼的小孩还张着小手向前摸着……他后面是一座正在修建的楼房,脚手架上还站着砌砖的工人,一摞摞青砖摆在离地四五米高的跳板上……呼啸着的马车正对准这小孩和脚手架冲去,再有一瞬间那惨不忍睹的悲剧就要发生了。老巴夺已经闭起双眼,高喊一声“主啊!”等着去见上帝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小伙子像闪电一样猛冲过来,腾身一跃一把抓住马笼头,赶车的老毛子就势用尽全身力气一勒缰绳,大洋马前蹄离地,整个身子竖了起来。小伙子也随着腾空而起,他非但没松手,却又抬起另一只手,牢牢地抱住了马脖子。只见他双腿在空中用力一蹬,马的前蹄落地了,小伙子就势向下一坠,马的前腿向下一弯,就跪在地上了。小伙子迅速地一换手,另一只大手紧接在马头上,马嘴啃着地皮,鼻孔的粗气喷起一股烟尘,马一动不动了……

满街上那惊魂乍定的人群奔过来了,脚手架上的工人跑下来了。层层的人群向着小伙子欢呼,一个个大拇指向着小伙子伸来。那已经准备去见上帝的老巴夺和赶车的老毛子从车上跳下来,老巴夺伸开双臂,把小伙子紧紧拥抱在怀里,张着嘴就向小伙子那紫檀木一样的脸上啃去,泪珠随着热气扑在小伙子的脸上。赶车的老毛于在一旁不住声地喊着“尚高!合洛勺!”……

惊恐化为欢乐,灾难变成喜庆。小伙子谢万春成为老巴夺的座上客,又从座上客成为老巴夺卷烟作坊的工人。这个老巴夺既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能,又有一般人类感恩不忘的品德。在手摇机面前谢万春是他剥削的对象,是他花钱买来的不用电的“马达”;在生活中又是他的救命恩人,遇着他欢宴嘉宾的时候总把谢万春请去,而且总要讲一通谢万春舍身救人的事迹,用以表示他的感恩不忘。逢年过节——这个老巴夺自己过洋人的节日,但对中国工人,却是按着中国的习惯办——总是用红纸包一个钱包,塞到谢万春的手里,工资也给得很优厚。谢万春也总是来者不拒,你给我就要。他要钱既不是积累财富,也不是供生活享用,他日子过得仍然那样清苦。他把一部分钱寄给家乡的父母和迟素芬的妈妈(随着岁月的流逝,追捕他的势头已经过去了)。另一部分钱都用来帮助那些吃上顿没下顿的穷哥们,在他周围团结起来的穷哥们越来越多了。

老已夺和谢万春那复杂的东伙关系并没有继续多久。他们的特殊关系是在一件偶然事件中开始的,又在一系列必然事件中改变了。

老巴夺像许多精明干练的犹太商人一样,是一个很会聚集财富的家伙。他那独具一格的大白杆纸烟很快就风行全哈尔滨市了。所谓大白杆纸烟就是在纸烟的一头,多延伸出半寸长的硬纸嘴,样子就像今天的过滤嘴香烟一样,不同的是延伸出来的那部分是空的。虽然是空的,也就与众不同了,与众不同的商品总是受人欢迎的。这样,老巴夺的卷烟事业就飞快地发展起来了。从只雇佣七八个中国工人的小作坊(谢万春就是这时来的),很快就发展成为七八十人的小工厂,产品销路也冲出了哈尔滨市区的范围,从满洲里直至奉天、大连都有人抽老巴夺的大白杆了。

老巴夺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把工厂搬到比道外整洁的道里中国十二道街。他盖起了新厂房,从英国买进了电动的切烟机(装烟还是用人工),工人从七八十人又发展到四五百人。财富使老巴夺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残忍。他数着一万想两万,数着两万想四万,他的工厂本可以用飞快发展来形容了,但他还嫌慢,他恨不得一下就变成一个大型的烟草托拉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_英美烟草公司相竞争。他拼命地盖厂房,添机器。道里的厂址他嫌小,又搬到南岗山街@。无限的扩展和几次的折腾,使他的财政收支失去了平衡,他的现金都用没了,连买原料的钱都成问题了。怎么办呢?只有在另一种商品——工人身上打主意了。他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发放工资的时间从月初延迟到月末。如果说他在开小作坊的时候还能和工人握手的话,这时他手里拿的却是敲骨吸髓的棍棒了。

物极必反,不平则鸣,工人们起来斗争了。开始是自发的,零星的,此起彼伏的。可是很快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把斗争的旗帜举起来了,使自发的零星的斗争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大规模的斗争。很快就发展成为全体总罢工,老巴夺卷烟厂停产了。

在这场斗争中谢万春始终和工人弟兄站在一起,冲锋陷阵。开始,老巴夺还想利用他们间的特殊关系争取他、软化他,甚至收买他。但谢万春是生根在工人之中的,是和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但严词拒绝了老巴夺,还当众揭露了他。谢万春很快就成了群众的领头人。

当工厂因为罢工而停产以后,老巴夺找到了谢万春,愤恨地说:“当初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又要掐死我,恩仇两顶,我和你从此一刀两断!”

谢万春说:“当初我不是为了救你一个犹太人,现在我也不打算掐死你这个老已夺,我和你没有个人恩仇。我只是要你不把我们中国工人当成机器!用我们的口号来说:我们要生存的权利!”

“等着吧,明天我就给你!”

第二天,工厂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开除工人的告示,在一长串人名中第一名就是谢万春。

但是这张告示等于一张废纸,因为财源枯竭的老巴夺,已经没有力量再使机器转动起来了。他出这张告示只是为了泄愤而已。

老巴夺犹如一条病鱼,正在他翻腾挣扎的时候,一条大鱼游过来了,大嘴一张,滋溜一声,老巴夺被吞进去了。这条大鱼就是英美烟草公司。

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两国资本家合办的烟草托拉斯,总公司设在伦敦,子公司分工厂和销售机关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分总公司设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们对突然崛起的老巴夺烟厂早已注意上了。正当他们对老巴夺那咄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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