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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废柴，能连续四朝身居高位、要职，那也太玄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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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明史》卷二五七王在晋传】

＇5＇【《崇祯长编》卷七崇祯元年三月“南吏部尚书王在晋仍以太子太傅为刑部尚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文韬武略大比拼

具体到军事方面，有关兵部的官职，王同学从外派的巡抚、经略到中央的兵部侍郎、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不过王同学的军旅生涯，还不光只有这些。

明朝的文臣领兵的体制，是“督抚兵备”体系，其中“督、抚”（总督、巡抚）属于高级军职，“兵备”乃属基层军职。在高级军职里王同学干过的有“山东巡抚”和“辽东经略”（“经略”与“总督”属同级＇1＇），而基层的“兵备”（可由“副使”或“佥事”担任的）更是王同学的老本行，王同学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王在晋题：“……书生未闻军旅，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2＇

从这段奏章内容来看，王同学刚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资格比老，加之后来又分别对付过后金和流寇，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资历可谓不浅。

综上所述，王同学在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这么多军职以后，可以说在明朝“文臣领军”的体系中是实现了全垒打，从基层到中央的要职全都干过，而时间跨度也够长，历时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所以，如果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阎会长语＇3＇）。

此外，就时段而言，王同学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在经略辽东之前，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同时兼任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

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天启二年三月＇4＇），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5＇，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充其量也就一个多月＇6＇，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经略一比，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

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当年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袁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总也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还居然写进了《清史稿》＇7＇，说是老袁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老袁的妻妾都被崇祯发配到二千里外＇8＇，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发配也不会发配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而这个套路在当时也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大人《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也不小，对为官之道还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想吹嘘一把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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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职官二》卷七十三“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