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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

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4＇【《三朝辽事实录》“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第六章　　明朝患上了心脏病

明末，

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

萨尔浒之役中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中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中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上资料显示，明朝在与后金作战的三次失利中，所动用的兵力数分别为——10万、18万、15万，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一直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

其实，关乎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亦然来临，而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

不过，以孙阁老、袁县令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阁老的策略是力求速战、大举进攻，但实际上没什么希望，杨镐所部是10万人，袁应泰、张铨议兵18万，熊廷弼、王化贞手下有15万兵马，可三次大战均告失败，而孙老师的队伍虽说一度领饷的人有14万，但他自己后来清汰下来，却只有11万，就力量而言不见得比有前三次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而后来的“柳河之败”更是证实了孙老师的队伍还不如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手下。

至于袁县令所提的什么“凭坚城，用大炮”就更为可笑了，因为修城必须先立营，而立营的根本还是战斗力，如果战斗力都能在辽东随处立营了，那又何必修城呢？不如灭了后金算了……反之，不能在战场上消灭后金，也就无法去后金所占领的地区立营，在这种前提下，修那么多城，架那么多炮，不过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袁同学想凭坚城、大炮而“五年复辽”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然，后来袁县令自己改口了，说他七拼八凑一支队伍就足够消灭后金了（已足平奴），这支队伍由东江镇凑2万（为奇，打游击），蓟镇凑万（为援，守碉堡），辽东镇全算上一共12万人（为正，去进剿）＇2＇，可还没等他把队伍拉出去，后金却已经打到京城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平辽；平到京城”。

后金一打到京城袁督师就挂了（不是阵亡，而是被刮），没能实现他带12万人去剿灭后金的宏愿，为此还有人深感遗憾，意思是如果袁督师把队伍拉出去了，那历史或许就能改变。不过，这个构想其实是实现了的，后来洪大人就凑了13万人去和后金决战于锦州，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十几万的兵力是解决不了后金的，只可惜孙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孙老师是因为掐架而突然插手辽东的，所以对困难明显有估计不足，可谓没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可谓没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若是先见、自知都失明了，那确实就跟睁眼瞎没多少差别了，因此孙老师去辽东，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摔跟头是迟早的事情，实属无望之灾，而孙阁老赴任以后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朝廷折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边缘。

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