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一（第1页）

母亲的洞房花烛夜被她自己搅得一塌糊涂，她将房内一切可以破坏的摆设都弄了个稀巴烂，那闺中女儿的春梦也随着瓶盏的破裂化作了乱糟糟的碎片，四处飞溅，响亮而震撼。无畏、不吝、不屈、刚强，暴怒的母亲充分展示了她北京朝阳门外旗兵后代的气势，这种无羁的活力是她进入的这家人所没有的，她的举动打乱了这家原本的秩序，使一切都变得无章可循。史学家们常说，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入侵，为木僵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活力，推动了中华文化的进步。我也常说，母亲嫁入金家，如同在一潭沉闷的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洞房花烛夜的鸣响不过是个简单序曲，好戏还在后头。天璜贵胄的金家早已脱离了当年与爱新觉罗们，与大明官兵们战斗的孔武骁勇，那些个浴血奋战，那些个勇猛追杀，早已成了远年故事，如同父亲屋内挂着的那口鱼皮套宝剑，内里锈蚀殆尽，空有个华丽皮囊罢了。金家入关二百年，在京城这片繁华温柔之乡瘫软融化，向着规矩化、程式化、贵族化、完美化靠拢，有着百年不变的生活秩序和套路，有着锦衣玉食的富贵荣华，一旦面对母亲这荒腔走板的突发事件，面对这不管不顾的疯闹，全家上下几十口，人仰马翻，竟无一人拿得出主意，无一人能出面劝阻。这种懦弱性情，至今还影响着这个家族的子弟们，安于现状，与世无争，永远地不开口求人，永远地大量能容，成了别一路人物。特别是我，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充满着妥协、矜持、忍让、规矩，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一路地败下阵来，不是吃亏就是被人算计，到最后，龟缩一隅，躲到终南山脚下，顶怕的就是出头露面，顶怕的就是跟人打交道。有人戏称我是“忧郁症”，是孤傲，我否认，其实何尝不是如此！我是活怕了。

三十岁的母亲在那个时代给人当继室是一条唯一的出路，北京城虽大，也没有哪个老爷们儿三四十了还作为光棍晃荡着，还在冥冥中等着谁。父亲比母亲大了十八岁，母亲本已很不满意，谁知洞房之中，新郎又坦言相告，西偏院月亮门内还住着一位叫做芸芳的张氏夫人，且言，张氏夫人已经为叶家生养了七个儿女，再加上瓜尔佳留下来的，一共是……

任何一个新娘在此时此刻也不能平静相对了，母亲一扫欲做妇人的羞涩，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话没说，张嘴照着“蟾宫之兔”的胳膊就是一口，一伸腿，把那只“兔子”踹到桌底下去了，继而是一场恶战，喊叫哭闹，撕咬抠抓，蹬踹摔砸，奏出了一曲别样的婚姻交响。

几十年后我跟我的儿子谈及这一幕的时候，我的儿子说，我的姥爷哪里会是蟾宫之兔，一定是那只叫做罗杰的流氓兔，这样的事除了罗杰，别个谁也干不出来。所谓的罗杰就是美国动画片里那只穿着背带裤，龇牙咧嘴啃胡萝卜，多嘴多舌多诡计的兔子，这样的形象与我的父亲相去甚远，我的父亲实则是个毫无心计，满腹经纶又永远快乐的北京大爷，懂礼仪，循规矩，尚艺术，爱美食，无忧的生活造就了他无忧的性情，正如他对死的选择也是充满着快乐，没有痛苦的。

用我儿子的理解，也就是中国现代青年的理解，我的母亲是处于“二奶”的境地，即被我的父亲冠冕堂皇地“包养”了，跟现今给二奶另选异地另购别墅的款爷们不同，我的母亲是被包进叶家院内，跟尚在的大奶包在了一起，用他的话说是一个白菜心里包了俩虫子。

给人做小，别说我的母亲，我也是不能接受的，我母亲，一个贤淑勤快的女子，一个心劲儿高傲的美人，在闺中含辛茹苦几十年，却落了个当小老婆的结局，让人岂能心甘！闹是必然的，我当时若在，也一定会撺掇她闹！太不合情理！

“万鼓雷殷地，千骑火生风”，新房内的战斗不异于沙场上的万马千军，穷人家的女子豁得出去！

一个“豁得出去”注定了母亲以后在金家的角色，但凡有什么为难的事，一定是由母亲出面，像是日本宪兵队上我们家“检查”，也得母亲在前院抵挡，我父亲只能是在西院侧着耳朵听动静，我们家那位真正的抗日革命者，我的三姐，早溜得没了影儿。我在外头受了气，一定也是往家跑，搬我妈出去跟人家论理较真儿，我父亲连大声说话也不会，什么事到他那儿，都是“算了罢”。我后来在社会上的息事宁人，胆小怕事，大概也跟父亲如出一辙。

问题是母亲在洞房那样闹，能闹出怎样一种结果?

母亲调侃地跟我说她那天的大打出手，其实全是瞎胡踢腾。我想，这就好比国家武术队的教练跟街上的泼妇纠缠到了一块儿，任你有天大的能耐，对方不接招，没辙。母亲说那天闹到半夜才发现洞房里只剩了她一个人，满地满床的“辉煌战果”是各种碎片的狼藉，只有桌面上那盏红纱灯还在灼灼地坚韧不拔地亮着，对她是一种蔑视，更像是一种嘲笑。母亲冲动地朝着纱灯扫过去，在触到灯罩的那一刻又犹豫了，灭了这盏灯，房间内将是漆黑一片，现如今能陪伴她的只有这盏灯了。那只“蟾宫之兔”神不知鬼不觉，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母亲的念头只有一个--马上回娘家去！

想着门是锁着的，出乎预料，轻轻一推，竟然开了，母亲想，敢情是“兔子”在逃窜时忘记了锁门。其实母亲错了，是父亲压根就没想过要锁门，蟾宫里的兔子，哪见过这轰烈阵势，哪有过锁人的念头，倒是后来就范了的母亲在叶家用锁锁过无数的人，包括她的子女，当然也包括我。

母亲出了洞房，才发现屋外是个不小的院落，游廊外两棵树，干枯的枝子有些狰狞，甬道上一个硕大的陶鱼缸，墩在石头座上围着草帘子，往里瞅冻着一缸冰，盛满一缸月影，看不见鱼儿。院内无人，也不见任何灯亮儿，也就是说，刚才她在屋内吵闹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折腾，没有观众，白费了许多工夫！

一只脏兮兮的小黄猫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在母亲的脚下缠绕，用脊背在母亲的腿上蹭，把母亲的心弄得一片温柔。母亲蹲下来摩挲那细软的毛儿，眼里竟生出许多湿润。也就是这只小黄猫，日后成为了母亲的钟爱，同吃同睡，亲闺女般地养着，后代繁茂无比，绵延不绝，一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黄猫的子孙们还房上房下，前院后院地寻觅，不肯离去。

母亲后悔进门的时候没有记清来路，以致半夜三更在这陌生宅院里举步为艰，眼前深深的庭院非她的娘家能比，在娘家，她站在房门口一眼就能望见大街门，现在呢，满眼是房满眼是树，该朝哪儿走呢？

穿过一道院，沿着青砖铺就的小径来到一处宽展的园子，园里枝影婆娑，假山绰绰，月光下的三间花厅里有人在吹箫，箫声悠悠扬扬时断时续，显然是在练习。母亲想，这家人也是怪，夜半还有人吹笛子，难道他就不困？如果当时母亲知道练习吹箫的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是文弱顺良的老七，怕是一件皮袄，一碗热乎乎的粳米粥早送过去了。事实证明，后来老七和母亲的关系最好，跟我的关系也最铁，这是一个外柔内钢的哥哥，父母去世，偌大的家族中，只有言语不多的老七和我充当了孝子角色，那是街道管“牛棚”的开恩，将他放出两个小时，才以尽其孝，其它几位爷压根就没指望上，没添乱就是万幸了。

这里显然不是大门，母亲赶紧往回折，七转八转又转到洞房门口，往里看，那盏灯还亮着，一切如她离开时的模样，凭着感觉又往南转，穿过一个夹道，过了一座垂花门，母亲看到了一排南房东边那座厚重的街门，三步两步，过去就拔门拴。母亲想得简单，只要开了这扇门，顺着胡同往东就是东直门，再沿着护城河朝南，一顿饭工夫就到了朝阳门。到了朝阳门就算到了家，朝外的每一个墙根每一个拐角她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到了南营房就如同鱼儿回到了大海，叶家人再想把她弄回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门拴不大却很重，母亲拉了几下拉不动，急得浑身冒汗，再要换个角度时，猛然身后一声轻轻的招呼，太太。

母亲惊得一下贴在门扇上，不敢动弹。半天回过身来望，却见身后站着一个妇人，那妇人不动声色，表情冷漠，眼睛直视着母亲，暗含着一种高傲与淡定。妇人装饰素雅，不施粉黛，月白的琵琶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裤脚镶着黑色绦子，不显山不露水，却透着考究。全身上下最精彩的是那双鞋，宝蓝的缎面绣着淡绿的栀子花，深绿的压口向鞋尖延伸，盘出一只翻飞的蝴蝶……明亮的月光下，这双脚显得光彩灵动，充满生机。

母亲看着眼前的妇人，料定就是“兔子”谈及的那个张芸芳了，在对方气势的压迫下，不知怎的，穷丫头竟然有些气短，定神一想，反正往后也不在一块儿过，怵她作甚，便说道，我要家走。

“要家走”是“要回家”的意思，朝阳门外贫民们使用的语言，这使得母亲一张嘴就透了底儿，显出了底气的不足，就好像后来有人要装港台腔，一不留神却突然冒出了自家老腔一样，由不得人。那妇人说，要回家也没谁拦着，得老张开门才行。

母亲从妇人的话语里听出了“不欢迎”的意思，越发坚定了走的念头。

这时候，一个精瘦的男人披着衣裳，趿拉着鞋从南屋走出来了，睡眼惺忪地说，谁在门道里呢？

妇人说，有人要走。

老张没理会妇人的话，把衣裳穿好了，提上鞋说，没我这门还真开不了，它门拴上有机关不是，得把栓上的小舌头搬下来，它才能打开，这个小舌头呢，一般人还找不着，要不这院里的哥儿姐儿，猫儿狗儿的，都偷偷往外跑了还行？

老张说一口唐山的“老太儿”话，母亲想，这个人心眼不错，随和，就是话忒多。老张后来成了母亲的死党兼莫逆，大约也与这天夜里的表现有关。我跟老张的关系也不错，我那一口纯正的唐山话，都是跟老张学的，韵味的纯正，用词的准确，常常让河北的作家们吃惊，谁也挑不出半点儿毛病。老张语言的活泛与诙谐，大众式的调侃与夸张，让我受益匪浅，他是我文学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