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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1页）

。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

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间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