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幕后。世界范围的动乱,威胁着每一个国家的劳工问题,以及其中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有些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有些人知道一些内幕,他们说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势力,其终极目标是摧毁整个文明社会。二位知道吗,在俄国,有诸多迹象显示出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过是牵线木偶,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来自于另外一个大脑的指挥。尽管我无法向你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但几乎可以断言,那个大脑就是李长岩。”
“哦,快得了吧,”我反驳道,“这难道不会太牵强吗?一个中国人能在俄国掀起什么风浪来?”
波洛略显烦躁地对我皱起眉。
“对你来说,黑斯廷斯,”他说,“任何并非来自于你自身想象的事情都过于牵强。而对我来说,我很同意这位先生的看法。不过先生,还是请您继续往下说。”
“我无法确切地指出他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英格勒斯先生继续道,“但我猜测,应该是诸如阿克巴、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这些睿智的头脑难以避免会罹患的不治之症——对权力和个人地位的渴望。到了近代,武装势力成了征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可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像李长岩那样的人不乏其他手段。我有证据证明,他背后有难以计数的巨额财富可用于贿赂和宣传,亦有迹象表明,他还控制着一些实力远超世人想象的科学势力。”
波洛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英格勒斯先生说的每一个字。
“在中国呢?”他问,“那里也有他的势力在活动吗?”
英格勒斯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
“在那里,”他说,“尽管我只能向你们透露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无法提供任何足以在法庭上生效的证据。但我与如今在中国稍有势力的每一个人都有私交,因此我能告诉你:最受公众瞩目的那些人物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们全是被一只幕后大手操纵的牵线木偶,而那只手就是李长岩。他是如今主导东方的大脑。我们不理解东方——也永远无法理解,李长岩却是它活着的灵魂。当然,那并不意味着他会走到聚光灯下——哦,绝不可能。他从不离开自己的地盘北京。但他会牵线,没错,就是牵线,然后遥远的某处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没有人与他敌对吗?”波洛问。
英格勒斯先生从椅子上探出身子。
“过去的四年里,先后有四个人尝试过。”他一字一顿地说,“品德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睿智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妨碍他的计划。”他顿了顿。
“然后呢?”我追问道。
“然后,他们都死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把李长岩跟北京的动乱联系在一起,不到两天,他就在大街上被刺死了,凶手到现在都没找到。另外两个也差不多。他们都在演讲、文章或谈话中把李长岩跟某处的动乱或革命联系起来,最后都在说漏嘴的一个礼拜内死去了。一个是被毒死的;另一个死于霍乱,是单独发病,而不是大规模感染;还有一个死在了自家床上,那个到最后都没有查出死因,但有个见过尸体的医生告诉我,死者全身遍布烧伤,皮肤干枯萎缩,就像有一股巨大的电流穿过一般。”
“李长岩呢?”波洛追问道,“这些死亡自然没有留下任何指向他的线索,但还是存在某些迹象的,是吗?”
英格勒斯先生耸了耸肩。
“哦,迹象……是的,当然。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愿意透露情况的人,那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小伙子是李长岩手下的一名化学家。那天他找到我,看上去明显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向我暗示了自己在李长岩手下参与的一项实验——那项以苦力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展现出了对生命最令人作呕的轻视,以及给人类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同时也陷入了令人不忍直视的恐惧中。我把他安顿在家中顶楼的一间客房里,打算第二天再仔细询问——当然,那是个愚蠢的决定。”
“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波洛再次追问。
“那是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了。那天夜里,我起来时发现家里成了一片火海,连我自己都是多亏老天保佑才逃出来的。之后调查发现,当天夜里顶楼突然起了非常大的火,而我那个年轻的化学家朋友则被烧成了焦炭。”
我能从他热切的态度中看出,英格勒斯先生越说越兴奋了。而他明显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只见他抱歉地大笑几声。
“不过很明显,”他说,“我没有证据,而两位想必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我偏执的妄想。”
“事实正相反,”波洛安静地说,“我们完全相信您的故事。而且我们也对李长岩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