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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正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共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将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示了他后来高度成功的领导策略，他认识到联盟“最高指挥部”同旁遮普和孟加拉政府——这两省很可能在战事爆发时支持令中央政府——之间的分裂对联盟的团结和实力是致命伤，并且认识到从策略上考虑，有利的方针是利用国大党可能犯下的错误和可能出现的分裂。所以穆斯林联盟对战争的正式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这是又一个确实的例子，说明了印度政界对即将面临的世界大灾难的看法，都是按照自己的国内问题而反映出来的。

锡兰在走向自治的时候所面临的社区问题和印度很不相同，而且幸运的是，程度要温和得多。锡兰人口约七百万，其中僧伽罗人占三分之二左右。僧伽罗人大多数信仰佛教，但也有少数信仰基督教而且占有重要地位。泰米尔人（为印度教徒，但也有少数人信基督教）一百五十万，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古代入侵者的后裔，其余三分之二是新近来自印度南部的移民，大部分是临时性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少数民族有来自马拉巴尔海岸的马拉亚兰人、“摩尔人”（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荷兰人的后裔）。

早先宪法中规定的社区选举根据1931年新宪法已予废止，代之以地区代表制，成年人均有选举权。1931年宪法和通常一样，也是以提出报告作为制定宪法依据的委员会主席多诺莫尔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虽然政府是由一个以总督任主席并有七名锡兰人任部长组成的委员会领导，但行政责任分给若干官员和国务会议的七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每个委员会自选其主席，当选主席即为各该部部长。

多诺莫尔宪法成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攻击目标——来自大体上说是要求完全自治并废除委员会制的多数派和要求社区代表制的少数派。1938年11月，总督安德鲁·考尔德科特爵士应殖民大臣之请就锡兰的宪法地位问题提出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社区登记和社区选举区的要求应予抵制，应以内阁制政体代替原设委员会的方案。战争爆发时制宪争议正发展到这一阶段。宣传鼓动是温和的，除几个小团体外，都没有超过在下一阶段给予锡兰以“自治领地位”的要求，甚至可能同意附带一些限制条件。

一个特殊困难是由于锡兰有那么多的印度种植园工人而产生的。锡兰当地人希望将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除非他们永久全家定居锡兰。而这些在种植园劳动的印度人则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强烈要求“在权利的一切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锡兰政府和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于1939年已经到了严重地步。

自从1886年以来，缅甸全境均为英属印度所统治，按印度的模式治理。缅甸与其说是被并入英帝国，毋宁说是被并入印度帝国。在当地任职的英国官员寥寥无几，他们带来了印度部队和印度僚属，缅甸人经常要与之打交道的就是这些印度人，加以国门敞开，后来印度移民大批拥入，致使在同日本交战的前几年，印度人已在缅甸总人口一千七百万中占有一百万。

缅甸的孤立状态打破以后，经济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十九世纪后期的二、三十年中，大米种植迅速扩大，直到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扩大种植的资金多半由印度人提供，因此到了对日作战前，缅甸的许多稻田已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转入印度地主之手。许多印度劳动力也都用于谷物的种植。大米出口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柚木出口增加了，石油和其他矿物资源也得到了开发，但是从事于这些工业的虽然大部分是缅甸人，资本和经营管理却几乎全在外国人手里。

由于废黜了王室，世袭地方官或部落酋长也被一批多半是由缅甸人构成的职业文官所取代，缅甸古老的社会结构被破坏了。于是出现了一种由缅甸政府官员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在英国人办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英国人和英国思想，往往同英国官员还有着私人友谊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阶层中那些未能跻身于新贵之列的人多半趋向律师界，并由此进入新的政治生活，那是随着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发展而形成的。此种人往往带着受压抑的情绪开始其生涯，接着便发现，发泄牢骚并把一切委过于英国人，乃是最容易博得公众支持的捷径。

僧侣阶层表面上还是变化不大，但僧侣们内心并不满意，而且纪律松弛。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缩小了，他们的教育职能移交给职业教师了，英国还放弃（在不干涉宗教事务的幌子下）对纪律的管理，先前这本是缅甸国王的一项特权。这一阶层有愈来愈多的人对政治发生兴趣，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政客并反对政府。

印度势力在缅甸国民经济中的扩展，是同印度人渗入缅甸大部分主要服务行业分不开的。在日本发动战争以前，缅甸的码头劳动力、港口管理、铁路交通、内河运输、邮政电信、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除护士外）、大部分零售业以及占相当比例的警察人员，好多年来几乎完全依靠印度人。

在英国人统治下，缅甸经济财富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一想到外国的经营管理和外国的资本赚走了巨额利润，一想到国家所依靠的是印度的劳动力，这种好处就很容易被遗忘了。一种多少带有忿恨情绪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它既刺激了英国人在对印政策中所承诺的逐步移交政权，而也受对印移交政权的刺激。此种民族主义包含着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印度情绪的高涨，所以在对英关系上几乎无忠诚可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民大众就曾要求印缅分治，理由是两国间的社会和宗教情况悬殊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尽管群众情绪在最后时刻曾有变化，深怕分治可能意味着在走向独立方面缅甸会落后于印度，但缅甸确实还是在1937年4月1日脱离了印度，并由英国政府作出保证，分治绝不会有损于它的政治前途。

新宪法尽可能遵循与此同时授予印度的宪法的路线。总督由英政府任命，但除两类职责外，他务须按他的部长们的意见行事。部长必须拥有议会多数的支持，而议会是由范围非常广泛的选举产生的。例外职责之一是有关国防、货币、对外事务等重要事项，各部部长绝对无权就此类事项向总督提出建议。另一类赋予总督的职责主要是保护某些少数民族和若干政府行政部门，关于这些，各部部长有权向总督提出建议，但他如果认为所提建议同他的特殊职责相抵触，他有权不予接受。事实上，总督深怕陷于宪法危机，一般是不愿漠视部长们的建议的。被称为特区的山区也不属于部长们的管辖范围。新缅甸的最终政治权力被危险地分割了，即使不发生战争，在种种压力下的这个宪法是不大可能长期存在的。

在分治之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许多新老政党都参加了竞选。它们在政策上没有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它们在要求早日提高给予缅甸的自治程度方面，倒非常团结一致。但它们的真正兴趣在于研究如何在政党之间进行纵横捭阖，从而分得最大最多的官职，人数不多的欧洲人集团对任何一个能够保持秩序、奉行明智稳健的金融政策而又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府，都乐于支持。

值得较多注意的是德钦党或“我缅人党”，该党与未来的发展关系较大。德钦运动始于1930年前后。该党带有共产主义倾向，强烈反英，以通过革命实现独立为其宗旨。其领导成员主要是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年轻大学生。该党在第一次大选中遭到了意外的失败。它在向一个较老的党派搞了短短一阵逗引以后，又干上它熟悉的那一套：潜入地下进行反政府宣传和在产业工人中进行鼓动。但时至1940年，它的活动已不可忽视了。于是该党遭到取缔，一些领导人也被捕入狱。当时该党的总书记昂山和某些其他领导人免遭逮捕，潜往日本。日本的蓬勃发展以及“亚洲人的亚洲”那一套宣传，还有日本一再成功地侮慢西方大国，这都使日本成为对年轻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不久之后，又有三十名“我缅人党”党员潜往日本。当日本于1941…1942年入侵缅甸的时候，这批年轻人便随同归国，集结了一支缅甸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来反对英国。但是，如果说他们亲日，则又错了；他们是亲缅的，他们帮助日本，为的是可以推进他们自己的事业。

1936年，即缅甸从印度分治生效之前不久，缅甸根据新宪法举行了第一次选举。选举结束后由“贫民党”领袖巴莫博士组阁，他建立的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内阁。它在欧洲人集团的帮助下，在1937年和1938年整整两年期间占有内阁的多数。1939年，巴莫政府就倒台了，原因是欧洲人集团不满意内阁对1938年缅甸人…穆斯林骚乱的处置措施，对德钦党接着煽动的产业工人的动乱也不满，所以撤销了它对巴莫政府的支持。巴莫政府以及其后两届政府的口号是“自由”和“缅甸化”，但是巴莫博士一直感到自己的实力不足，时时受到他所依赖的欧洲人集团的掣肘。由吴布领导的新的联合内阁执政了一个短暂时期也垮台了，部分原因是它太乐意支持英国人作战，部分原因是耍阴谋的结果。于是又组成了另一个联合内阁，领导人是“爱国党”领袖吴苏，其人热情奔放，才能出众。他的政策的基调是要求完全独立，并以此为共同作战的代价。吴苏不久使开始感到自己在新宪法之下的力量了；他建立起一支私人军队，并在树立独裁政权道路上顺利前进，这时他访问英国，亲自去坚决要求立即给予自治领地位。他在英国并末如愿，因而首途日本，以便看看在那儿能否有所收获。但正当他在赴日途中，战争爆发了，他于是折回缅甸，英国政府因他同新的敌人勾结即予以逮捕并扣押。吴苏的位置改由吴包吞接任。当日本发动的战争显然迫在眉睫时，缅甸内阁已放弃了乘英国之危而从中渔利的打算，虽说为时过晚，但确是老老实实地企图调动缅甸舆论团结在盟国的事业一边。

当缅甸还是印度的一个省份的时候，它是靠印军保卫的。但印度军队向来只照顾西北方，所以缅甸在军事上仍是一泓死水。在同印度分治以后，一支独立的缅甸军队才着手创建，但死水是流不快的，国家资源有限，离英国陆军部（分治以后这支新军是划归英国陆军部管辖的）又远，加之该部对缅甸的建军也无兴趣，这一切都限制了缅甸军队的建设速度。至于同日本作战，直到最后还认为是始料所不及的。人们认为，这场未必会有的战争即便爆发，在日本攻下固若金汤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