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瘢痕疙瘩体质,碰伤或烫伤大都会留下瘢痕瘤。在我的肩上,有一个大约十五年前注射卡介苗时留下的痕迹。由于它很明显,初登舞台那时候,遇有穿游泳装的节目,就在那里贴上一块肉色胶带。
一同工作的前辈女歌手说:“给你介绍个好医院取掉它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作为同性来看,这是出自内心的话吧。
但是,摄影师加纳典明先生却声称那是我最大的魅力。他说我的经历就表现在这个肩膀上,使人感到别有风韵。然而,对我来说,这种放肆的赞誉之名,概不欢迎。
我所在的制片社经理崛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百惠的最大魁力是萝卜腿。”
不正因为我有今天的声誉,加纳先生和崛先生才这样说的吗?如果换上唱片出售量只有我十分之一的演员,就不会这么说了吧。这岂不成了因为我是山口百惠,所以在别人身上是缺陷,而在我身上就成了长处了吗?
上面提到的两个地方,哪一处都绝非自己可以得意的。我想用胶带来遮掩,也绝不愿意穿超短裙,对我来说,恐怕哪一个都是我的缺陷,但是恰恰因为是山口百惠,所以就全都成了优点,常常提起。这决不是一件使我感到愉快的事情。
与异性要求同我交际的韵味不同,接近我的人几乎都是这样说“想和你一起演出一次”、“想跟你谈一次”,总是强调“一次”,而不是希望交结成朋友,渴望成为恋人。只把我作为“一次,试试看”的对象来加以考虑,与人们对我的特殊看法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并不是那么狂妄自大的女人,比之于其他女性,也不属于出类拔革之辈。也许因为是艺人,加上关于我的出生问题的种种传闻的缘故,我就象被人用一层半透明的玻璃隔起来另眼看待了。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人,这样是很寂寞的。也许从我选择了这个职业的时候起,就应该简单地下个结论:这就是我注定了的命运,有时,我真想放声大喊:“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呀!”
“照现在这样,你以后要是选择恋人可不容易啦。”有人这样对我说过。
也许的确是那样。让对方真正了解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需要很长的时间吧了恋爱的序幕必须要从打破阻挡在两人之间的“山口百惠”这堵墙开始,还是不胜寂寞呀。
至少,我在没有受到特殊待遇之前就遇到了他,我认为是幸运的。正是他了解普普通通的、本来的我,我才能够也相信他。
那时我如果没有遇到他,我觉得我结婚会相当晚的。
妹妹
哎,头发留这么长干什么?剪了不挺好嘛!我觉得短发很合适可。不喜欢吗?那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要是再打扮一下呢?这衬衫与牛仔裤不般配嘛。穿颜色更爽目些、可爱些的呢?喜欢什么颜色?算了吧,小小年纪穿什么黑色,不好、不好。这种情况时,还是把袖子稍稍挽上一点好看。一到暑假就能烫头发了,平时还是束在一起好。凉快吧?
和朋友去旅行?去哪儿?几天?借给你一个旅行包吧。哎,说是你的朋友,是谁和谁?你说暑假的作业是写感想,写什么呀?还没决定吗?你老是那么慢吞吞的!我从我的书里找点好的给你,作为报答,感想写好了不给我看可不行哟!
我对妹妹说的话,全是这种调门。
和我相处的妹妹她不该沉闷吧,可她本人只是淡淡地连声说着“嗯”、“不知道”。
我这作姐姐的都感到有些不耐烦了,性格相左的姐妹也许就是这样。
妹妹今年十六岁,是高中一年级学生。
近来,每当我看到一天天长成大人样的妹妹,就感到比她大五岁的自己完全落在她的成长后面。
即便如此,她还是这样变化下去。妹妹的变化快得使人膛目而视。
个子已经超过了我。我察觉到很快在年龄和体格上与自己都看不出差距了,但是,我却觉得我根本没有理解她精神上相应的成长。
就象普通的高中生一样,妹妹也常常顶撞母亲。
母亲的话我也明白。
妹妹的意见,因为我有过同样的心情,所以我也理解。
我处在俩人之间的中立地位,并不怎么想帮哪个的忙,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听着她们的对话。
听着妹妹对母亲的应答,我想到:“哎呀,嘿,这么个毛孩子,怎么说这种活!”不觉会心地笑起来。
我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在演艺界做事了。我在大人们中间发言、表示自己的主见、工作,那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因此,对十六岁的妹妹,我想还是不要说长道短好。但是希望我们彼此能互相依靠。我头脑中的妹妹,还象在横须贺的时候那么小,却象小大人似的女孩子呢。
昭和三十九年,东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十月中旬,妹妹在横须贺出生了。在她出世之前,我看着母亲一点点鼓起来的肚子,一再盼望“是个妹妹”。
我回想起,母亲为分娩而入院让我看家的一段短暂时间,我坐在佛坛前面,祝愿母亲“生个妹妹”。
妹妹小时候总爱跟在我后面,用转动不灵的舌头叫我“姐姐”。我一叫她“阿淑”,她总是笑眯眯地来到我身旁,我要是突然装哭,妹妹看到也会跟着哭起来。如果母亲给了她点什么,她肯定会说“还有姐姐的”;然后,把和自己一样的东西拿到我这儿来。
放学回家我去保育院接妹妹。妹妹看到窗外我的身影时,脸上立即象开花似地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