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鲍威尔纪念馆,在1677年毁于一场大火,1968年重建。
墙壁上镶嵌着四块石板,在这道回廊的三角墙下形成了带状的装饰。石板上篆刻着的文字,简单地记录了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它是一座坐落于英国高等法院徒步区北端的高大建筑物。当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石板上的文字时,心中不免产生两种迥异的感受。一方面,我为这巧夺天工的雕刻感到惊叹,它竟然和建筑本身形成了一种静穆的美;另一方面,也因低回于理查德。鲍威尔所处的那个动荡年代而久久不能平静。
当我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空荡荡的回廊上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的衣服十分简朴,头上还顶着律师假发。他这副形象倒和四周古老的氛围很相配,有如神来之笔,使这画一般的景色一下子活了起来,吸引我驻足观望。只见这位画中人站在门口,翻阅着手上的一卷文件。他拉开捆绑在文件上的红带子,然后抬起头,目光恰巧与我相接。刚开始,我们只是像陌生人那样相互致意,但瞬间却发现彼此容貌中的熟悉之感。于是画中人脸上的冷峻立刻转变为温暖的笑意,现在他正走下台阶,向我伸出了欢迎的手。
“噢,亲爱的里维斯,”他开心地叫道,“真是太巧了,看到你真好!我时常会想起你,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哦,感谢上帝!让我在内殿法院[1]见到你,这简直就像那句谚语‘把面包扔到水里’[2],现在面包又被扔回来了!”
“我比你还惊讶呢,亲爱的桑戴克,”我回答道,“你的那片面包回到手上时,至少还是片面包,而我那失而复得的面包却变成了奶油松饼或小馒头。当年与我告别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师,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身穿长袍、头顶假发的律师站在我面前!”
桑戴克听着大笑了起来。
“你这家伙竟然把老朋友比喻成小馒头,是不是有点不妥啊。”他说,“你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你离开的时候,他只是一条毛毛虫,但是后来他蜕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不过这种变化好像也并非如你所想,因为这件长袍下面还隐藏着一个希波克拉底[3]。当你听完我对这个蜕变过程的解释,你就会了解了;如果你今晚有时间,我们可以叙叙旧。”
“我目前没有什么工作,”我说,“随时都可以。”
“那么今晚七点到我住的地方来吧,”桑戴克说,“我请你吃牛排,然后再喝点酒,好好聊聊。但是现在我马上要去法庭一趟,不能多聊了。”
“你家住在那个古雅的回廊里吗?”我问。
“不,不是,”桑戴克回答道,“我还真希望住在那儿,想想自己穴居的洞口要是有那些吸引人的优雅的拉丁碑文,那我自己都会随之变得伟大。我家还要往前再向上走一段,门牌号是6A。”
然后我随他一同穿过回廊,走向王厅街,期间他用手指了指他所住的那栋房子的方向。
当我们走到中殿大道北端的时候,桑戴克和我说了声再见,便拉着他那随步起舞的长袍向法院走去,而我则向西前往亚当街,那里是医学界人士常常流连的地方。
圣堂的钟以一种低沉、缓慢的音调敲了七下,好像在为自己打破了这份幽远的寂静而表示歉意。我通过米契法院门廊的转弯处,便来到了高等法院的徒步区。
此时的徒步区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我慢慢地走到6A。虽然我这位老朋友已经将那个难看的假发换成了毡帽,并且穿上了夹克,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你还是那么准时,”桑戴克走上前热情地招呼我,“准时是一种神圣的美德,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我刚从法庭回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小窝吧,它虽然简陋,但却是我的避风港。”
我们走过大门,经过一段台阶,来到一扇厚重的外门前——我看到门上有一排白色的字,写着我这位老朋友的名字。
“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难以亲近,”桑戴克一边说,一边把钥匙插了进去,“但是里面可是相当温馨的。”
这扇厚重的门是朝外开的,里面还有一扇厚羊毛毡的内门。桑戴克伸手为我把门推开,在前面带路。
“一会儿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很神奇,”桑戴克说,“它将办公室、博物馆、实验室以及工作室融合在一起,是一个多功能的房子。”
“你忘了说餐厅。”突然一个个子矮小的老人在旁补充说道。这位老人正用一根玻璃管缓缓地倒着葡萄酒,“先生,还有餐厅呢。”
“噢,是啊,比德,”桑戴克说,“好在我知道你不会忘的。”
桑戴克看了一眼火炉边小桌子上的食物,这些就是我们今晚的餐点。
“告诉我,”当我们开始品尝美味的时候,桑戴克说,“自从六年前你离开医院,你都经历了哪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