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东西,负面东西,好酒闻着是香的,喝到肚子里是热的,谁能分清它是正面还是负面!初春天气,路边法国梧桐树上发的叶片才有猫头鹰的耳朵那么大,微风里还有一些凉意。篷大的树冠交头接耳,路灯掩映在枝杈之间,闪烁如猫头鹰的眼睛。整个下午,为筹备登门拜访司站长的事,他连晚饭都忘了吃,这会儿才觉得有点饿了。他拐进街边的一家小吃店,让服务员给他来碗面条。他以前在这里吃过饭,跟服务员说过他是记者,服务员认识他。服务员对他笑了一下,问他要不要喝点酒。他说喝什么酒,今天不喝了。面条要上得快一些。等面条期间,他把司站长说的话又重温了一遍。司站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认为他写的文章都是些小豆腐块儿,没什么分量。从开始给报社写稿子起,他就听说过小豆腐块儿这种说法,人们把发在报纸上的短小文章,统统说成是小豆腐块儿。小豆腐块儿当然是一个贬义词,它不光代表小,还代表嫩,代表易碎,里面还有水分,一过夜就馊了。以前,周水明没有把小豆腐块儿和自己发的稿子联系起来,他对自己的每一篇见报稿都很珍视,都小心地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专门贴剪报的大本子上,连一条二十字三十字的小简讯都不放过。他愿意时常把剪报本子看一看,并在空白处画上一些类似绿叶或兰草样的图案,以便对他的成果进行烘托。在他眼里,那些宝贝稿子跟金块子银块子也差不多,而绝不是什么小豆腐块儿。尽管司站长那样说了,他还是不愿承认他发表的稿子都是小豆腐块儿,有的稿子从所占报纸版面的面积来看,要比小豆腐块儿的面积大得多。不过他绝不能和司站长争辩,争辩的结果说不定比臭豆腐块儿还糟糕。剩下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尽快拿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来。
一碗面条没吃完,周水明就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个决定让他有些激动,心口怦怦跳着,脸都红了。由于激动和走神儿,面条他吃吃停停,是咸是淡都没吃出味儿来。这个决定是他准备装扮成一个打工的农民工,深入到一个小煤窑去卧底,把所见所闻记下来,然后写成长篇通讯。他相信,只要通讯一发出来,肯定有着爆炸般的效果,说不定会轰动全国,很多报纸都会转载。到那时候,他就不必发愁姓司的不聘他当记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水明听说过,西部深山窝子里有一些小煤窑,窑主派人到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密集流动的场所,把农民工骗走。一旦骗到窑里,他们就把农民工严密看管起来,强迫农民工像牲口一样给他们干活。他们喂给农民工饭,为的是把农民工喂饱了好有劲给他们挖煤。他们把钱把得死死的,一分都不给农民工发。谁胆敢逃跑,若被他们捉住,一律严惩不贷,轻者痛打一顿,重则敲断腿骨。这样的窑旧社会就有,那时叫做圈窑,猪圈羊圈那个圈。现在这样的窑还没人为它命名,不知该叫什么窑。这样的口头信息他听到不少,在报纸上也见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报道。但不管是听来的还是见到的,都是间接的消息,属于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第四手资料。当事者肯定是有的,而当事者在信息传播中却是缺席者,不知道他们都消散到哪里去了。由于缺乏当事者的直接陈述,那些信息就显得无关痛痒,既没有切实的分量,也不具备振聋发聩的震撼力。在这样的关头,周水明只好把自己豁出去,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
第二天上班一见到司站长,周水明就把自己的决定对司站长说了。他想说得平静些,因事关重大,个别句子说得还是有些磕巴。他以为司站长会对他的决定感到惊讶,并对他大加赞赏,然而司站长的眼皮缓慢地动了两下,在肯定了他的想法很好之后,马上提示说:“你要慎重考虑,这样的行动是要担一定风险的。”
周水明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仿佛已经上来了,他说:“风险我不怕,我反复考虑过了。为了揭露不法势力,维护农民工的利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司站长闭着嘴巴微笑一下,还微微摇了摇头,随即以严肃的表情对周水明指出两点,让周水明记下来:“一、记者站没有要求你去小煤窑卧底采访,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二、你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水明说记住了。
“你最好记在采访本上。”
周水明拿出随身带着的小采访本,把司站长指出的两点记在了本子上。在听到司站长指出的两点时,他并没有从脑子里过,以为不过是领导对他的一般化例行交代。把司站长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记时,他才觉出这些话有些沉重了,悟出司站长话后面有话,是后话,有这些话记录在案,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司站长就可以据此推卸责任。他心里寒了一下,才稍稍冷静些,意识到自己这次去卧底的确不是闹着玩的。他对司站长也说了两点:“等我把稿子写出来,一定以咱们两个的名义发表;我这次卧底计划去七天,七天之后,如果我不能跟您取得联系,请您跟公安机关报一下案,让他们帮助您查找我的下落。”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来。祝你一切顺利恐怕不大现实,好,祝你取得成功!”
二
去卧底之前,周水明还要回一趟家,筹备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必备的行头,要把自己装扮得确实像个农民工的样子。比如他必须穿一身旧衣服。旧衣服不一定破,不一定打补丁,但一定要旧,旧得皱皱巴巴,脏脏乎乎,而且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要旧。比如皮鞋是不能穿了,最好穿一双少鼻子瞎眼的球鞋。再比如他还要带一条早些年淘汰下来的粗布被子,把被子卷巴卷巴塞进塑料编织袋子里。另外,这次冒险行动他得跟妻子说一下,顺便跟妻子亲热一番。他已经二十多天没回家跟妻子亲热了。
他的家在一座国营大型煤矿,离记者站所在的省会一百多公里。从长途公共汽车上走下来,周水明俨然是一副记者的形象、派头和风度。他西装笔挺,穿着皮鞋,打着领带,头发抿得一丝不乱,手里提着精致的真皮小皮包。他拉开小皮包,拿出一副眼镜带上了。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散光,他戴眼镜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视力,也有那么一点向明星看齐的意思。他的眼镜是水晶平光镜,在阳光的照射下稍微有一点变色,变的色是蓝灰色。这样,他能看清别人的面目,别人看他的眼睛就看不大清楚。这副眼镜,是他参加一个水晶产品的推介会时主办方送给他的,据说值六百多块钱哪。他现在戴的红色领带也是厂家送给他的,领带上绣着金色小花儿,是世界名牌。周水明还没当上正式的记者,就得了这些实惠,等他真正当了记者,实惠不知道有多少呢。从国道边到矿里还有五六里路,一些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冲他迎上来,叫他老板,请他坐车。他摆摆手,表示不坐。以他现在的身份,要么坐小轿车,要么步行,坐这等开起来扭来扭去的蹦蹦车算什么!
走到半路,周水明碰见了他当年在掘进队时一块儿搞掘进的一个工友,他先跟工友打了招呼。工友说:“嗬,周大记者!”工友向他身后看了看,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还要什么人?”
“这么大的记者,不带保镖怎么行!”
大记者的称谓让周水明很受用,他说:“哪有记者带保镖的!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周水明和工友的话还没说完,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从他身边开过去,他认出这是该矿矿长的车子。他正想不知矿长在车里坐着没有,车子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以为是矿长看见了他,从车窗里探出头的却是井庆平,井庆平让他上车。
他不想沾井庆平的光,往前挑了两下手梢儿说:“你先走吧,一会儿就到了。”
井庆平开门从车里下来,说:“快上来吧,我正要找你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周水明只好紧走两步,上了车。矿长不在车上,井庆平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坐着。井庆平吃得一头一脖子的肉,头发也留得很长,时髦得像是一个影视导演。井庆平说了正要找他,不说什么事,却回过头笑着问他:“怎么样?”
周水明说:“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