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我身后正好来了一两个警察。”贝尔说。“他们刚刚转过街角,我没有看见他们。那个挡在我面前的人对另外一个人喊‘警察!’而且两个人都上了车时,我才知道警察来了。”
“他喊‘警察!’?”
“可笑就可笑在这里,”他的弟弟回答道。“那个家伙用希伯来语喊‘警察!’。”
不管是阿弗纳还是肖莎娜都没有把阿弗纳跟“穆萨德”的芥蒂告诉贝尔。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点大家都知道。阿弗纳之所以警告他,要他密切注视他的女儿,就是因为纽约的大街上有很多犯罪活动,包括绑架和调戏儿童。
也不是提醒他之后他才讲出两个年轻人用希伯来语喊“警察!”这段经历的。
在阿弗纳看来,确有其事。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只有一种反应。
阿弗纳开始工作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他也在工作,每件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次行动必须由他一个人干。他对谁都没有说,连肖莎娜都没有说。他干得很慢,很仔细,有条不紊。他的于法跟“他们”教给他的方法一模一样,不留痕迹,不让别人猜疑,洞察一切而又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从来没有这次干得这么漂亮。一个星期以后一切准备就绪。
1976年1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他走进了以色列领事馆。
“你胆敢,”那个保安说。阿弗纳进去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秘书,正在向他抗议。“你胆敢这样走进来。你是想回来签名的吧?”
阿弗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请让我说,”他对那个人说。“我说完了,你再说。你想说什么都行。但我还没有说完之前,你不要开口。
“你们这些家伙想绑架我的女儿。这个事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纽约,所以跟你有关系。也许你不知道,但我不管。我只认识你,我就要你负责。”
阿弗纳打开信封,拿出六张照片,摊在保安面前。照片上的孩子从四个到七个不等,其中两个是男孩,四个是女孩。都是黑白的动态照片,从远处拍摄的。有的是在操场上拍的,有的是在校园里拍的,有的是在大街上拍的。“你认识他们吗?”阿弗纳问那个人。“你应该认识,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女儿。”
那个人一言不发,只是盯着照片。
“你们这些人有工作,”阿弗纳说,“有漂亮房子住,孩子有好学校上。你知道吧,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我自己无所谓,”阿弗纳继续说,“但请务必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如果你们聪明的话,就会派警卫。你们务必保证她的安全,连意外都不要发生在她身上。你明白吗?甚至保证她别从操场上的秋千上掉下来,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女儿发生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孩子我都不会放过。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绝对认真的。”
那个保安的声音在颤抖。
“你女儿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说着,摊开双手。“相信我。”
“你相信我,”阿弗纳回答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都不关心。但有人知道,所以你帮你自己一个忙,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把这些照片传看一下,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阿弗纳站起来,那个保安也跟他一起站起来。“喂,你疯了。”那个人说。“你应该去看医生,我明确告诉你,你那都是猜测。”他跟在阿弗纳后面走到了门口,嘴里一直说个不停。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打开门时才转过身来。
“你还年轻,”他对那个保安说。“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对我也不太了解。请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一讲,别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阿弗纳离开了领事馆,他没想搬家或者改变家人的作息规律。大约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保安的熟人的电话。他们以前在一起当过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们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人说。“你星期五能来曼哈顿的酒店吗?房间跟以前一样,十点钟行吗?有人想见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纳回答道。“告诉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开酒店的门时没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让阿弗纳进去,然后背对着他走到窗户旁。“我之所以想见你只有一个原因。”他对阿弗纳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们要屈服到什么程度?”
阿弗纳没有答话。伊弗里姆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绑架小女孩?”他问道。“你说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你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