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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历史文物的特点（第1页）

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势力渗入亚洲内陆的所谓“探险”，在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很闭塞落后的甘肃，却发现了像敦煌秘藏、原始彩陶、居延汉简等震惊中外的大批文物宝藏。从此以后，甘肃因其蕴藏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而著称于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人们一般不大了解甘肃的历史，不知道古代的甘肃曾十分灿烂辉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远古时代初有人类文明，到周秦汉唐之盛世，延绵数千年之久，甘肃始终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域。只是近数百年，特别是进入近代，它才逐渐落伍了。不过，这段时间比较短暂。

一

甘肃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文化与文物的大省，是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密不可分的。这些因素，产生了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甘肃位于中国版图的地理中心，黄河中、上游流域和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甘肃的东部，黄河、泾、渭流域的黄土塬地与河谷地带，邻接关中沃野，宜于生息耕作，很早就出现了人类和农业文明，是中华—黄河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当然也是构成“中国”的最早成员和核心区域。甘肃的北方、西南方，分别为蒙古草原、青藏高原，是北方骑马民族与西部半畜牧半农业民族两大民族集团的大本营所在。而甘肃恰恰又处在中国从北方到西南诸少数民族半月形分布地带的中心环节。这里似同“民族的广场”，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要民族，都曾在此建功立业，进行过最频繁、直接而全面的交往，留下了活动足迹。至于甘肃中部的河湟地区和西部的河西走廊，因其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东、西部之间的枢纽。尤其是西连新疆、中亚，这在海道开通之前，乃是古代的中国打破封闭、走向国际舞台的最重要的出路，也就是沟通欧亚文明的最便捷路线———丝绸之路。

很显然，正是基于这样一些重要因素，甘肃的历史文化及其文物，始终被赋予了以下的基本特点：

（一）不论在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各时代，中国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一直是甘肃历史文化的主流，并占据主导地位。甘肃历史文化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性，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二者在内涵、形式、品质和发生、发展序列上，是完全统一和一致的。

（二）多民族及其文化的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创建了甘肃历史上以友好合作为主流的民族团结局面，形成了包含有多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与文物，这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各民族的历史与相互关系，是最珍贵的资料。

（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或者通过早就存在的传播、接触，东亚、中亚、南亚乃至西亚和欧洲，东西方文明之间，在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宗教等方面进行了交流。甘肃可以说既是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大门，也是汲取、融合西方文明的第一站。

（四）作为开拓、经营中国西部疆域的基地和维系西部各民族的纽带，甘肃的兴衰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步发展。甘肃一直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这里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舞台。

甘肃历史文化具有的、或者说甘肃历史文物所体现的上述基本特征，不是任何其他一个省区、地域都能具备的，而且，也不如甘肃省那样典型和强烈。甘肃历史文化与文物所特有的品质，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它为什么倍受人们关注、青睐的原因所在。

二

远古的史前时期，甘肃的文化面貌呈现一种有主次的多元化特点。

根据现有的发掘调查资料，甘肃的东部地区在2万到10万年以前，有较多的古人类活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存；而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尚未发现，尽管这一地区属于早、中更新世的地质地层相当发育。遗迹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泾、渭、洮河流域的环县、华池、庆阳、镇原、径川、庄浪和武山、兰州、临夏等地。当时已经使用二次加工的打制石器，器型品种较多；懂得用火和熟食（环县刘家岔地点有烧骨和灰烬）。其生态环境、动物群落，与邻近的宁夏、陕西和黄河以东的山西相似，而石器制作特征，也与山西匼河、丁村、峙峪文化，宁夏萨拉乌苏、水洞沟文化，以及陕西关中、渭北的某些旧石器中、晚期遗存，有着亲密关系。这表明，甘肃东部与陕、宁、晋等地，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已存在文化共性，这应当是后来产生黄河文明的温床。至于甘肃西部，不具备与之相似的自然和人文的因素，至今也尚未发现古人类活动的遗存。

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上述河套以南的泾、渭河一些支流地区，首先出现了农业文明。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思认为甘肃的新石器文化，乃是中原（陕、豫）仰韶文化向西部的传播，或曰是在甘肃的继续。秦安大地湾下层为代表的一批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或偏早即仰韶文化之前遗迹的发现，证明这种认识不够全面和准确。大地湾一期文化距今约8000年，遗迹以墓葬为主，有了简陋的居址，较成熟的陶器——特别是三足器，石器中的磨盘，与陕西李家村（老官台）、河南裴李岗、河北磁山文化有惊人相似处。粟类、油籽、纺轮、猪骨，一批口沿饰宽带纹的彩陶器，彩陶上的彩绘类文字符号，表明它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彩陶和农业文化，年代与世界最古老的农业文明如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中亚的彩陶文化相当，而且自成体系。彩陶纹饰直接被仰韶文化承袭；彩绘符号则与后来半坡刻画符号同属于象形、指事系统。因此，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的渊源等，甘肃的黄河、泾渭流域可能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最有希望的地区。还有一点需注意，泾、渭以南，越过黄河、长江水系分水岭，在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的甘肃西和、徽县、礼县等地，同样存在早于仰韶文化的类似遗存。该地区后来仰韶文化也非常发达，并与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存在联系。说明在甘肃境内的江、河流域之间，很早便有了交往。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东部在大地湾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仰韶文化，以关陇为中心，得到长足发展。其早期阶段半坡类型，分布在泾、渭中游，数量还不多；中期代表庙底沟类型，却较为扩展，已达到陇南和甘肃中部洮河流域，包括青海东北部，似有一种由东向西的发展趋势。总的说，这两种类型与关中、豫西的同类文化几乎如出一辙。应该说这就是黄河文明的已经成熟的共同地域和文化范畴。不过，大地湾叠压在先仰韶文化之上的这两种文化类型，历经了漫长的年代积累，文化内涵较关中、豫西、晋南发育的更加充分，彩绘的制作，器型、纹饰与母题等，比之更为精致、丰富、多样化，所占数量比例更高。特别是甘肃庙底沟期大量出现鱼纹、变体鱼纹和圜形器、葫芦口尖底瓶等，与关中及以东庙底沟类型区别较大，而与半坡类型关系密切，兆示前者似承受更多的半坡类型因素与影响。在研究半坡、庙底沟类型二者关系时，尤应引起注意。

还应指出，在中国仰韶文化彩海中，甘肃出土的半坡、庙底沟类型彩陶，工艺水平与艺术价值绝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地区。例如秦安王家阴洼的鱼纹圜底钵、猪面纹细颈扁腹壶、大地湾的人头形器口双耳瓶、礼县高寺头的红陶人头像等等，无论就其绘画还是雕塑技艺，都是无与伦比的，后二者是现知我国原始艺术史上最早的人像雕塑代表作。就总体水平而言，甘肃东部与关中、豫西联合形成了中国文明彩陶艺术的第一次高峰。

前3500?3000年左右，即仰韶文化晚期，甘肃东部原始文化的代表为大地湾晚期和所谓石岭下类型文化。这一时期文化面貌开始复杂。一方面，由于长期积累发展，分布区域扩展到渭、泾、洮河和陇南的西汉水流域，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其成就令人惊叹。例如，在大地湾出现了全国少见的大型密集的居住聚落，其中有一座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殿堂”，面积达150平方米，中轴对称，前堂后室，门、廊、檐、柱、墙俱全，柱础和地面作特殊处理，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工艺水平。有的大房子地面上，彩绘祖宗或神灵崇拜的人物画像，也是迄今所发现的首例。以天水、甘谷、武山为中心的石岭下类型陶器上，反复绘制出“人面蛇身”形纹样，人面、五官和双臂、手指等人格化，身躯作蛇、鲵形。这与文献、神话记录的古文明始祖伏羲氏生于天水、成纪不谋而合，俨然是伏羲的图腾徽号和崇拜。一直到汉代魏晋，人们还把伏羲画成蛇形人物。另一方面，这些文化遗存，除了直接承受半坡、庙底沟的因素以外，又遂渐发展起具有不同个性的地方特色。如石岭下类型，既具有庙底沟类型浓重的色彩，又与后来的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因而有人称其为二者过渡承受的中介文化。总之，其间的变化发展、源渊继承和相互影响，呈现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尚需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研究黄河文明的扩展普及，和甘肃本土文化的产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甘肃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并逐渐解体，发生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之中。这一时期的考古迹象与文物最为丰富。其中与仰韶晚期石岭下类型有关的马家窑、半坡、马厂类型，过去，曾统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或包括石岭下类型在内命名为“马家窑文化”的四个类型，也有人认为是三种或四种各自独立的文化。从石岭下到马厂，分布区域由东向西逐渐扩大，文化内涵互有密切联系，又有某些区别，而年代序列也由早到晚，所以认为它们是仰韶文化在甘肃的延续、传播和发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探讨争论了几十年，千头万绪，使人眼花缭乱。

但从理论上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总是有其内部的基础和外部条件为依据，单一传播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妨站的更高些，这些类型应该都是甘肃不同时期、地域的地方文化、又接受了外部影响的结果。它们由于产生的时代早晚和所处地域与外部环境的不同，呈现千姿百态。随着资料的增加、研究的深入，认识肯定会逐渐深化、明朗，然而矛盾和问题也将愈来愈多。但现在就可以看出的一点，它们中间偏东的具有更强烈的仰韶文化的因素和影响，而偏西的如半山、马厂类型尤其后者，则本土的或者中国西部的因素，影响更浓重。正是由于东西部甚至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不同时期、地域、民族、文化形态的交互影响，才产生这一时期甘肃彩陶文化艺术如锦似绣的灿烂成就，使其在世界古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据极其显要的位置。（待续）

（原载《陇右文博》，1996年1期）

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

——以麦积山石窟为例略谈石窟寺艺术

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

有悠久开凿历史的大型石窟外貌，总是很引人注目。麦积山石窟的外貌尤其显著。那峭拔、奇特的峰峦和苍松，那烟雨中半隐半现、时沉时浮的奇幻景色永远令人神往。在它东、西两崖的绝壁上，云集密布着大、小一百八十余个窟、龛，有繁若星斗，数以万计的桩眼，迂回转折、层叠架空的栈道累集十二层之多，最高栈道距地竟达六、七十米！这些险峻的洞窟栈道，又有所谓“散花楼”、“天桥”、“天堂洞”等绝称。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应引起十分注意的，不是石窟外貌的景色如何，而是外貌中一切有助于研究工作的现存遗留状况。

洞窟的开创，除了有当时或当地的职业宗教艺术家从事雕塑、绘画活动以外，还应包括为雕塑、绘画服务和创造条件的其他巨量的劳动。具体说，这些劳动，就是劈山斩荒、修路架栈、穿洞凿龛、备材调料、供给运输以及其他杂务劳动等。这些劳动的结果，改变了石窟所在的自然面貌，形成了对我们研究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现状外貌。这样的劳动可能是在某一社团或某一个人的指导下进行的，然而其重要意义决不因之减弱。庾信可能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劳动场面，他在《麦积崖佛龛铭》里写得比较具体：“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值、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亡父造七佛龛。。。。。。。载辇疏山，穿龛架岭。。。…横镌石壁，暗凿山梁……。”

可是他描述的七佛龛的佛像、绘画却很空洞。估计其撰铭时，七佛龛很可能正在施工，没有完成。再《魏书·释老志》记龙门宾阳三洞的建修经过是：”……斩山太高，费工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前后共二十余年，用工竟达八十余万。可以说，“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工主要是用在“斩山”上面。如果没有这些“梯云凿道”、“载辇疏山”和“斩山”的劳动，造像和绘画是很难进行的。

石窟考古需要根据石窟群现存的一切遗迹，首先是把古代人民的这种宗教行为的所有活动——不仅有雕塑、绘画，而且包括其他劳动，当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然后进一步研究其历史的、思想的、艺术的内容。目前，石窟考古和研究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是研究对象狭窄：只着重考察和研究了整个石窟造凿活动中的一部分及它的产品——洞窟、造像、壁画等，像上面所说的那些其他活动内容及其遗迹，在理论和方法上，对我们还是陌生的。近年来，不少同志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但见之于发表的材料还不多。

开窟、造像、涂画活动以外的其活它动遗迹只是石窟“外貌”的一部分，如“崖面使用”、“洞窟布局和时化层次”、“栈道”等；外貌还包括不是由于人的活动，而是自然活动留下的痕迹，如“崖塌与洞窟、栈道的关系”等。

“崖面使用”是指供开凿洞窟的石壁面积是有限的，对开凿造像有一定限制的意思。不同时代的开窟活动都受崖面面积的大、小、好、坏或其他原因所制约；供开凿洞窟的来源——崖面面积枯竭了，石窟群就停止开凿的历史，走向改凿、破坏旧有洞窟，或者趋向没落、死亡。当然，这只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发生作用的。

古代的人们在这些限制面前不是无计划、无目的地进行开凿活动，必然有所选择。他们选择时的意图往往可从崖面现状的分析中得出。这就是“崖面使用”的含义。

“洞窟布局”，是指古代人们受到“崖面使用”（崖面位置的优劣，面积的大小，质量的好坏等）、“栈道现状”（当时栈道的进展情况和其他建筑手段的技术水平）、已有洞窟（其重要性、大小、位置），以及当时的社会习俗等条件限制，所选择的开窟位置和许多这种位置的结拘，即一种大体有规律的布局。

“时代层次”，是指某几个、某一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窟，在特定的布局情况下，由于开凿时间（或时代）有先后的差别，遗留在崖面或洞窟内的痕迹。这种痕迹，就叫作“时代层次”。这种层次不是文化地层上下叠压的关系，而是同一崖面空间的不同位置。如一个洞窟和它周围的窟的关系：是中心洞窟？即早于周围的窟；还是卫星洞窟？即晚于另一中心的窟；是避开了其他洞窟？还是穿插其中？还是破坏了其他洞窟？等等。

“洞窟布局”和“时代层次”的关系很密切，兹举一例说明：如在某一时代，崖面面积已经紧张，因而不得不在前代已有的两个距离较宽的洞窟之间“穿缝插针”。如果这个时代的许多的窟都是在这种不甚从容的情况下开凿的，那么“穿缝插针”式的开凿情况，就叫该时代的“洞窟布局”。而许多的原有两窟和后插入的一窟之间，所遗留下来的，使我们足以判断它们之间早晚关系的具体痕迹（这种痕迹，是可以通过实测、观察两窟之间相破坏等现象得出），就叫“时代层次”。

上述这些情况，主要是造像、绘画以外的其他有意识的劳动的结果，因而也无疑是我们研究石窟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观察、研究这些内容，能将我们从单纯地注重洞窟形制、造像、壁画，即从一种较窄狭的范围与方法内，引向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洞窟形制、造像、壁像、壁画研究，结合外貌或其他资料的研究，结论的准确程度就会提高一步。

在石窟群中，外貌的各项内容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其密切的有机联系。因而，单凭某一项外貌内容的研究，不能保证其结论的准确性。某一项外貌内容的结论，应与其有关系的其他外貌内容结论一致，而不相违背。单凭造像风格进行佛像和洞窟的断代，会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因为各家对艺术作风的认识不统一，也缺乏一定的物质手段。根据一定的外貌的物质现状得出的结论比较可靠，而且还有许多外貌内容的结论去印证它，因而不可能产生模棱两可，相差悬殊的多种结论。

援引其他石窟已知的断代资料，判断新发现的、特别是那些无具体年代可考的石窟艺术作品，因为忽略了它们的各种特征的地方性，有时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越是早期的作品，其各种特征的地方性越强。对于那些具有悠久历史和强烈地方色彩的大型石窟，以自身的分类排比为主，进行分期断代，是比较可靠的方法。外貌研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适合于进行自身研究，是分类排比的一个很可靠的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