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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1页)

神严元年夏,赵充国率军抵达金城部西部都尉府。这时,朝野在对羌作战方略上出现很大分歧。赵充国传前半部分用了很大笔墨记述双方关于如何出兵的争论,从中是看不出辛武贤已经出兵。可是,后来的出军又与这些争论有直接关系。为了弄清问题症结,这里不妨先作一扼要的综合:

1.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建议河西诸郡兵七月分路出张掖、酒泉,与赵充国军合击罕羌于鲜水;冬,再出击一次。

2.宣帝命赵充国议论此事,赵上书认为:回远出军,以劳击逸,有伤危之忧。倘胡、羌联合,切断河西,形势更危,故河西郡兵切不可发。此为赵充国第一奏。

3.宣帝批准辛武贤奏章,下书批评充国,同时武贤与敦煌太守、长水校尉、酒泉侯等路兵马自北而南,充国自东而西合击鲜水北句廉之罕羌叛军。

4.充国六月戊申上书,坚持原议,强调河西诸军应以逸待劳,勿需出兵,羌乱由其全权负责平复。此第二奏。

5.七月甲寅,宣帝同意上议,充国出兵先击败先零羌,复进军罕羌地,罕羌降服。

6.秋,充国病,曾帝致书慰问,并诏武贤至充国驻地为汉军副帅,倘充国病重,武贤可于十二月出击先零。

7.充国以为羌乱崩毁,指日可期,不足为虑,上书要求就地屯田一年。此为第三奏。

8.宣帝质问之,充国上书言屯田有利、出兵不利共十二条。此为其第四奏。

9.宣帝复责难之,充国即上书,力陈屯田至明年春,羌乱必定败溃。此为第五奏。

经赵充国五次上书陈辩,汉宣帝终于同意屯田。至此,似可认为河西郡兵南下事就此作罢。其实不然,就在赵充国传的下文中,明白记述继续出兵之事:

“上以破羌将军(辛武贤)数言当击,又因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强虏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与中郎将卬(赵充国子赵卬)出击。强虏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明年(神爵二年)五月,充国奏言……请罢兵,奏可”。

所谓“两从其计”,指既同意赵充国屯田,又同意辛武贤出军,并诏令其付诸行动。此事约发生于神爵元年冬。从许延寿、辛武贤、赵卬捕斩俘获的“战绩”看,汉诸路大军确实进入了青海省,举行过一次大规模围剿战,目标主要是先零羌,但也不绝对排斥罕羌和其它种羌在内。经此战,羌乱基本粉碎,始下诏罢兵。

还有几条材料不大引人注目,亦为王、吴二先生所疏漏。同前:“充国振旅而还,所善浩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虏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劳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释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理泉太守官”。对羌作战,赵充国一辈人因策略、功绩和人事等而产生矛盾。上引,乃谋士劝其注意处理人事关系的进言,其中明确记述二将军出击羌人事。

又同前记述赵、辛二家私怨事:

“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及充国还言兵事,面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下更,自杀。”

又:“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孙”。

以上所引诸条证明,神爵元年秋冬,包括中央军强虏将军许延寿、中郎将赵卬,以及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和以辛武贤为首的河西四郡兵,另有长水校尉、酒泉侯所属的婼羌、月氏等少数民族军队,都参加了进军青海的对羌作战,实施了原来汉宣帝、辛武贤诸人的征羌计划,而这是赵充国所坚决反对的。其中,辛武贤、赵卬、赵充国等不同方面的军队,曾经会合过,已见前引,辛本人曾担任过征羌大军副统帅,直到神爵二年五月罢兵撤离,他与赵充国等一起返回长安,在宣帝听取赵充国汇报之后,才被摘去破羌将军头衔,遣归酒泉,仍为太守职。

从河西走廊出军青海既已肯定,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辛武贤等军的出兵路线问题。赵充国传:

“辛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充国及长史董延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

“以书敕让充国曰:……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充国……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臣愚以为不便。”

按照辛武贤计划,武威、张掖、酒泉三郡骑兵一万分两路从张掖、酒泉出发、进军鲜水。赵充国完全持反对意见,理由之一是从张掖、酒泉二地进军鲜水,道路绕曲太远。宣帝诏书略不同,所发之军计有酒泉、敦煌及婼羌、月氏等,无张掖及以东者,亦未明言分几路出击。但进军目标同前,即鲜水北句廉上。此地点为婼羌叛军所在,应距酒泉、敦煌较近,故得以朝夕为寇。据诏书道里,其地距酒泉八百里,为二份路程,距金城千二百里为三份。依此推测,具体位置当在青海湖北或西北侧,而绝不在扁都口。出发地,诏书所记模糊,可能是同意辛武贤的上奏而有所省略。后文复下诏“两从其计”,显然是命令武贤按原计划进军。因此,位于河西走廊的汉军,应分别从酒泉、张掖两郡境,穿越祁连山隘进入山南的青海高原。而且有理由认为,武威、张掖的汉军,大概从扁都口入羌,再转向青海湖西北,这一路线确实曲折。如果罕羌在扁都口,就谈不上什么回远千里了。酒泉、敦煌的汉军,从现知祁连山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分析,约应向南,从某处山口(例如敦煌南方的当金山口)翻越南山,再向东南进击至青海湖西北。

这只是大致分析。我们只知汉军至少分两路穿越了南山,究竟从何处越过?无任何确凿依据。故拙文《小议》只说西汉时连接河西与羌中的祁连山通道不只扁都口一条,现知起码有中部扁都口和西部当金山口两路。至于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南方,汉时是否另有通路?暂时不得而知。

关于扁都口路的开拓时间,吴礽骧先生以为乃汉武帝元狩二年由霍去病开通,定的过早,理由而不充分,我在《小议》中有所辩驳。吴文又说神爵时赵充国由南而北进军扁都口,其时间正确但人物、方向弄错,当时经过扁都口的,应是由北方南下的河西诸郡兵。王宗维先生却未免定的太晚,他说东汉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护羌校尉段颖自张掖追击烧当羌,过扁都口直抵积石山,是历史上汉军首次和唯一一次穿越扁都口的“冒险行动”。但据我所知,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元87年),护羌校尉傅育自陇西西击烧当羌,张掖、酒泉军由北而南入青海配合傅育夹击,安帝永宁元年(元120年),烧当羌三千众由青海攻寇张掖;建光元年,羌酋麻奴于鸾鸟县被护羌校尉马贤击败,南走逃遁湟中;桓帝永寿三年(元157年),羌人滇那等六千人北攻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这些活助,都翻越包括扁都口在内的祁连诸山隘,时间俱在段颖之前,均见后书西羌传。可见东汉时,汉军、羌人往来河西、羌中之频繁,不过均晚于西汉宣帝百五十至二百年以上。最早并有明确记载翻越祁连山隘的,应是宣帝时河西辛武贤等军。

前文已述,辛武贤等进入羌中会与赵充国军会合。赵的大本营在湟中西部和青海湖附近。而辛军亦曾出击先零羌,先零羌居地在湟水以南,辛武贤是否先进军鲜水北句廉,而后转与赵军会师?亦不得而知。

婼羌、月氏兵的进军路线:

宣帝诏发之婼羌、月氏兵,疑为驻守西域南道之军。长水校尉富昌,官职乃专司胡越军队者,人名不可考,居延汉简有“居延都尉司马富昌”,亦宣帝时人。酒泉侯奉世,王先生以为即冯奉世,甚确。冯,汉书有传,本始末、地节中,为前将军韩增举荐,以卫候持节护大宛使客至鄯善伊修城。元康元年,莎车攻劫南道,鄯善以西断绝,时郑吉汉択仅护北道,奉世以节发诸国兵击破莎车王,传首长安。元康二年郑吉始护鄯善以西南道。此事距羌乱仅三年,时间、地点、人物均吻合,奉世与长水校尉驻军当在鄯善。婼羌小国在鄯善南侧,小月氏与婼羌为邻,其国兵如进击罕羌、先零羌,自然是从鄯善、婼羌向东方来。宣帝进军诏,各军排列次序:先酒泉,再敦煌,最后婼羌,月氏,这大概意味婼羌、月氏兵在最西。所以,我在《小议》中称婼羌、月氏兵为西路军。

许延寿、赵卬等进军路线:

当赵充国神爵元年,自金城西进时,赵卬以石曹中郎将率中央“期门、佽飞、羽林孤儿、胡越骑”兵为“支兵”,进至令居(今永登连城),后又增加“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等兵,配合辅助赵充国所部。六月,又发三辅及太常官的刑徒、弛刑士,以及三河、颖川诸部材官,金城、北地六郡骑士、羌骑约五万人,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统率之。此路兵马中,赵卬位置偏南,自令居西南行,进入羌中,路线在赵充国北侧,后与赵军会合。许延寿所部,主力约自陇道进入河西走廊东部,最终是否进入羌中?不得而知。在任命许延寿之后,宣帝致赵充国玺书说:“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可证中央大军已经进至张掖以东或青海省北部。

综观神爵征羌战争,从东、北、西方有四、五路军队汇聚于青海羌中地区。其交集点,一是青海湖及其西北侧的婼羌屯居区,一是河、湟之间的先零羌聚居地。进军结果,首先是平抚羌乱,同时彻底打通了贯通羌中的东西大道和羌中通联河西走廊的支路。这条路,特别是从金城沿湟水到青海湖和布哈拉流域的一段,为羌中道的要害和关键。正如赵充国所言,控制了鲜水,由此穿越柴达木,出当金山口(或嘎斯山口),西通婼羌、鄯善是不困难的。

羌中这条道的最初提出,首先与汉王朝开发西域密切相关。至宣帝中期始得以辟通,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背景和需要的。

四、宣帝时期开辟羌中道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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