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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枚汉代驿置道里简的有关问题（第1页）

0—1992年发掘的敦煌悬泉置遗址，曾是汉代专职邮驿交通的一座“置”站。这里出土了大量关于中西交通、置传制度、西域外交等方面的简牍文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均见《文物》2000年5期，页1～45；图二：4。]其中，有一枚木牍（Ⅱ。90DX。T0214①:130）上下共三栏，罗列出武威、张掖、酒泉三个郡部分驿置的名称、次第、里数，有的郡还作了驿置、里数的小计。这显然是一份行路里程的索引和指南。

无独有偶，早在1974年在额济纳旗发掘破城子时，也发现过一枚相似的木牍（EPT59:582），内容是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的驿路置站名称、里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7），页395。同上《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12），图版389。]

这两枚木牍本身文字皆无缺损，但从所应记的内容分析，各缺少了约一半以上的内容，故推断这两份文书至少各包括二枚木牍，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价值。非常侥幸和有趣的是，在两种路程之中，有一段路是共有而重合的，而各自所缺失的，恰好又被对方所保存。因此，早有学者指出二者可相互参补。现利用这一有利因素，作一点简牍的整理复原工作，以提高其资料价值，并就相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模拟复原及说明

根据简牍文书整理的一般规律和方法，按照此二牍提供的书式、内容，并参考《汉书·地理志》等记载，试模拟补出其缺佚的部分，力图恢复其大致原貌。（见图1、2）

需要指出，这种内容的拼合互补，形式的模仿，并不是随意的，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时代相同，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时期）不可这样做。据出土层位、共存纪年简等，此二牍时代属于西汉晚期或东汉初年，但其中不包括新莽，因为二木牍的地名均未受王莽改制的影响。二是其文书性质、功能及书式、文例完全一致，皆属官文书，进行拼合、模拟复原是可行的。

但是，这样做的当中亦不无问题。

悬泉驿置牍（例1），文字自上而下分三栏，每栏自右而左读，共四行。牍下部残缺约4。5厘米，残断处无文字墨迹，推侧这缺失部分本无文字。按此牍左旁的另一牍已散失，其书式同此牍，书写阅读时，右承此牍第一栏末“显美”，左至现存牍第二栏开头的“氐池”，其总次序是自右而左先横读，读毕再转栏。根据这一规律，现存牍第一栏最末的武威郡姑臧至张掖郡显美，当是武威郡里程的最后一站，再向张掖郡氐池之间，除引用破城子驿置牍（例2）的有关部分删丹至氐池共五站，又仿照现存牍有酒泉郡小计，武威郡也作小计，另显美、删丹之间需补“番和”一站。这样，复原出的缺失牍第一栏，只少需安排七行内容。用同样办法，可补出其第二栏内容。其中，首先需有张掖郡小计。其次，表是为酒泉最东一县。据地理志，酒泉郡共九县，如果减去位置偏北、不在大道上的会水县，还必须增加三个置站，才符合“·右酒泉郡县、置十一”的小计数。这样，要作到与现存牍相卸接，缺佚牍的第二栏，起码必须安排九行内容。此缺佚牍第一栏七行，较宽；第二栏更宽，需写九行，这不大符合汉简的书写格式和习惯。这便是可疑之处。故由此推测缺佚牍可能是两枚。三个置站，以A、B、C代表，不知名称。其位置选定在公认距离较远的两县之间，但是否准确？这是可疑之二。又现存牍的第三栏，止于酒泉郡小计。那么缺佚牍两枚的第三栏，可能列出敦煌郡的驿置里程，但也可能不列。地理志敦煌郡共六县，据悬泉新出简牍，效谷县不在大道线上，驿置东起渊泉、冥安、广至、鱼離、悬泉、遮要，止于郡府所在地敦煌县共七站。但交通线还可延续至西南方临近阳关的龙勒县，总为八站。这样，加上敦煌郡的小计，需安排九行内容，与第二栏相同，也是九行。这里有没有敦煌郡的内容呢？此为可疑之三。

破城子的驿置里程牍完整无缺，上下共四栏，每栏四行。其左侧缺佚牍亦与之相仿，第一栏为现存牍“义置”至“月氏”之间的县置，我们安排了四站。这段路，显然是沿泾河上溯向西北通萧关的大道，必经漆县（右扶风）、阴、临泾、月氏（安定郡）等地，故直接补出。但第二栏“高平”、“媪围”之间，直线距离约210公里，合汉里500多里（每汉里约415。8公尺），此外如果按第一栏的格式也安排四站程，每程平均126汉里，似乎太远了，但安排五站（行）也不大可能。此点颇令人怀疑不决。第三栏，小张掖至删丹，参照例1，恰好四站，无问题。第四栏，参照例1，氐池至得一站，适可而止。其后最多有一行小计，即长安至张掖郡府所在的县置、里程总数。如果再继续下去，此缺佚牍可将张掖郡得以西全部县置列完，但这种可能也不大。又此缺佚牍中不知名之地点，分别以D、E、F代表。

以上所作模拟式复原，尽管还有令人疑惑不解之处，但毕竟离真实更接近一步，这便于进行综合的和类比的分析。

二、书名、书式和道路名称

在敦煌、居延汉简中，有少量记录某部、隧所辖之塞防如天田、柃柱、悬索的长度、数量；或者二隧之间距离；或者本部几个隧的总长度等等。此类简牍，称“亭隧道里簿”，其距离、长度均以“里”、“步”为单位计算。准此，本文二牍，按文书分类，可定名为《驿置道里簿》或《驿置道里集簿》。木牍，适合于写文字较多、又需分项的内容，一般为簿记之类。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简，有《东海郡上计集簿》、《元始四年武库兵器簿》等，乃是东海郡太守上呈中央的计簿副本。木牍较宽，字迹细小严整，正反面书写，一书仅一牍。后者上下共六栏，每栏有多至廿五行的。所谓集簿，有集合编撰的意思，比一般单一内容的簿书高一档次。汉代的交通，每段较短的路途，应有里程簿；而长途应包括许多短路段，则需编为综合性的里程集簿。

如前所述，例1簿三枚牍，只写三栏文字，第四栏为空白。例2簿二枚牍，写四栏文字。它们原来是编联成册的，共三编。材质为松，制作、书写均规范严谨，与前述尹湾牍簿相同，并遗有长期使用痕迹。

文书格式为条目式，两簿完全相同，文字极简明扼要。每一条目，写出相邻二驿置名称及其间距里数。驿置名称，一种称置，如茯置、；义置、居延置、钧著置、祁连置等。一种不称，不称的多为县名，而实际所指为该县之置，应在该县治的廓下，当通衢大道口，总之距县城不远。但也有一部分并非县名而是两县治所之间的置站，如例2之等。二置站相去的里数，从数字看，是实测的，如九十九、六十一里等等，并非约数。汉简记边塞界止、道里和务劳作的“里”、“步”，一汉里为三百步，每步（为中人之步二步）近似1。4米，故一里约为416米。例如除沙一里十五步，巡视天田三里百八十步等。简牍所记邮书、物品传送、驿置车马往来，对路线、速度，有律令章程作出规定要求。例如，人力步行送邮书每时须行十里，昼夜十六时，行百六十里。烽火传递信息每时须行百里，昼夜行千六百里。《汉旧仪》：驿马“三骑，昼夜行千里为程”，平均每时约行62。5汉里。这种规定，是根据道里的远近和交通形式制定的，故道里簿中的里程具有法令性质。又驿置的次第，标志着道路方向、线路，尤为重要，也不得颠倒打乱。此二簿一件出敦煌、一件出额济纳旗，二者本无关系，但形式、内容却如此相似，足证其必有所本，其来源应是政府统一的规定、程序之类律令。

两簿也有小差异。如例1酒泉郡的置、里有统计数。据此我们对武威、张掖郡也作出复原，而例2没有。小计的县，是指县治城廓的驿置；里数，则是该郡辖区道路的总长度。关于两个置站及其间距里数，此二簿中无一例重合者，所以无法核对二者的里数是否相同。又二簿地名相重者，只有小张掖、氐池二地。

此二簿中的驿置间距有27个数据。茂陵至茯置35汉里，路程最短，属特殊情况。其它，50-59里区间有七例，其中50里者五例。60-69里之间亦七例，其中60、61、62里共五例。70-75里共五例，80-87里三例，90-99里四例。前文分析高平至媪围段驿置间距可能平均为125汉里，也属于特殊情况。看来，驿置间距以50-75汉里为多，76-100汉里者较少。清代习惯将二驿站之间距称作“一程”、“一站”。汉代相距较远的站距，大约相当短程的二倍即二程左右的里数。当然，这样间距的驿置并不多。

例1第二栏“得去昭武六十二里”的下方，有小注“府下”二字。府，或解为张掖太守府，治得县（今张掖西北20公里左右）。府下，谓府所在。但系于此条而不系于前条之下，表明治所在得以西之地。但是，同簿之姑臧，乃武威郡府治所，却无“府下”之注，故当求它解。按东汉凉州刺史，《后汉书·郡国志》云治所为汉阳郡陇城，又一说治同郡冀县，西汉则治无定所，故疑此“府下”或指凉州刺史（凉州牧）治所。又东汉建武初年，据居延破城子新出简，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刺史、张掖属国都尉，其治所亦当在得一带。

汉时命名道路，所见有两种情况。一是依照大的方位走向而定名，如匈奴道、羌中道、蜀道（见汉书张骞传）、西南夷道（司马相如传）、西域南道、北道、新道（西域传）之类。另一种是以所经具体地点命名，如居延道、高平道、回中道、褒斜道、阴平道、井陉道等，不一一赘举。

例1簿之道路，东西贯通河西四郡，其地原为匈奴右部。史汉张骞传云，其首次“凿空”，“道必更匈奴中”，即指此路，故初名为“匈奴道”。后被汉朝收复，“筑令居以西”，“列四郡，据两关”，又加金城郡为五郡，均在黄河以西，故又可称“河西道”。

例2之簿自长安出发，方向直指河西道的武威郡。1973年发掘甘肃金塔县汉肩水金关遗址，获一枚“邮书刺”木简，即过往邮书的扼要记录，有宣帝地节纪年，文曰：“皇帝玺书一封，驰诣居延千人，从高平道”。此例可证，汉时重要公务为了快捷，往往会选择限定传送路线。在居延收到从京师经高平道传来的文书，其传送路线，即此簿所列，先经高平传武威郡接河西道，再从得向北方居延继续传送。很明显，从长安到河西是有多条驿路的。否则，勿需赘言从何道路而行。所以，例2簿的前半段道路，可称为“高平道”无疑。

至此，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恢复这两枚木牍文书的原名称，称例1为《河西道驿置道里簿》，例2为《高平道驿置道里簿》。

三、关于高平道

汉唐自长安赴河西、通西域的大道，从清代对西北史地的特别关注以来，到近年的研究丝绸之路热，可谓众说纷纭，蔚为大观。但在发现例2《高平道驿置道里簿》之前，甚至以后，由长安而固原再武威的道路，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和重视。高平道的发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经高平（固原）、媪围（景泰县芦阳、五佛一带）抵达武威，复连接河西而去西域、西亚的路线，从此可以确定下来。而其他从长安出发的或不从长安出发的路线，一般说不属于干道主线。从这份驿置道里簿中应当得到的启示是，至少在汉代，高平道是中央政府交通西域外国的“第一号国道”。

这条路之所以是第一选择，主要因为它的路线、里程最近。如果在地图上将长安、固原连一直线并延长，这条直线恰好可以连接武威、张掖、酒泉、玉门镇，在疏勒河拐弯转向西流之处，继续向西北连接柳园而直指哈密。西汉时期，丝路是从疏勒河拐弯处偏西南行至敦煌，才出两关的。而两汉之际开始，为避开罗布泊、白龙堆的险恶，原西域北道逐渐北移，通向哈密。到唐代，从今安西以东处即改变了方向向西北行，也就是今日兰新铁路、公路的路线，这当然也是最近捷方便的路线。

高平道的重要，从史籍记载亦可见其一斑。《史记·始皇本纪》：廿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道”。《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幸雍、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又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北出萧关。按，鸡头又曰笄头，乃空同山俗称；又说指六盘山即大陇山。始皇纪之陇西，当泛指陇山以西地。武帝元鼎巡狩，夹杂着祭祀，开始先赴雍（凤翔、宝鸡），沿水上溯，从陇县越小陇山（陇阪、陇坻、关山），入泾河流域而向崆峒，再从高平（固原）赴靖远、景泰境内的黄河一带。“祖厉河”，当解作安定郡祖厉县所临黄河。元封之行的回中道与秦纪同，史汉二书应劭、孟康、如淳三家注解各异，而颜师古肯定应说的回中、萧关在安定、高平。回中道，实即今日陕西陇县—甘肃安口镇—平凉四十里铺的路，是泾、渭二水间最短的通道。相当于今宝（鸡）—中（宁）铁路的南段。四十里铺在平凉、泾川之间，泾川即汉安定县，现存回中山、西王母瑶池等史迹。又宣帝神爵元年征羌，后将军赵充国自长安“驰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其奔赴金城的路线不明，但其子右曹中郎将赵“将期门、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以及强弩将军许延寿所帅“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数万大军，则可能由高平道而转向河西和令居方向。又《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初年，隗嚣据天水攻安定。七年，窦融自张掖郡进至姑臧，欲与刘秀合击之，未果。八年，融复率河西五郡兵马及羌胡小月氏步骑数万，辎车五千辆，与刘秀大军会于高平，隗嚣大败溃。刘秀进击高平，除消灭隗嚣之外，亦有陈兵威摄河西之意。建武十三年，窦融及其势力彻底脱离河西，其官员宾客亲属等“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东归洛阳。所经之路依然是高平道。

欲通河西首选高平道的原因，除前述线路近捷以外，此道又避开了六盘山、关山（大小陇坂）、华家岭、乌峭岭等险恶难行路段。秦始皇和汉武帝之西行巡狩，不可能翻越六盘山。另外，高平道的开创、经营较早，它可能是在征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完备的。详见后文。其路线虽近北方，但有黄河、长城等护卫，仍比较安全。

此道北段，复原时只安排D—E—F三个未知地点，当然还可以多一些。其地域约属安定郡范围。据汉书地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分册》，安定郡有复累、安俾、卤三县地望无考，而图中高平至次间，基本属于空白。卤，涝碱之地，其县约近黄河低湾处。总之，这一区域在汉魏地志文献的记载绝少，惟企望将来靠出土文物资料来弥补。此一线接近汉媪围的今靖远北滩乡，曾出土公元3-4世纪的罗马鎏金银盘[初师宾：《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考略》、《文物》19年期。此银盘时代和制造地，国内外均有多种推断。]，表明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里仍然是丝绸之路的大道。

四、媪围一线的问题

西汉武威郡之媪围，《水经注》卷二云：河水“东北达武威媪围县南”，当在黄河左岸。但此处有错简。河水依次过金城郡允吾、榆中、天水郡北界、勇士，然后才过媪围、安定麦田山，故所记媪围的一段话，当置于天水郡勇士之后，而今本《水经注》却正相反[即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武英殿本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水经注》。见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资助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版）]。又水经不记祖厉，郦道元注文关于今靖远县（祖厉）至中宁（高平川口）的一大段文字，均置于安定麦田山之下。据其注，麦田山等地俱在今中宁西侧，约中卫一带。正因如此，后来地理书始将媪围地望置于祖厉以南的榆中附近。顧祖禹《读史方纪要》考媪围不取《水经注》，而据晋书等史料，推定在中卫西南、万斛堆附近。顧氏言“晋咸宁五年，马隆讨凉州鲜卑，度媪围水是也。胡氏曰：媪围水东北即万斛堆”。又“义熙三年，赫连勃勃击檀至枝阳，大获而还，檀追之。其臣焦朗曰：勃勃未可轻也。不如从温围北渡，万斛堆，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不从，果为勃勃所败”。又“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焘议伐凉州，李顺等谓自温围水以西至姑臧”。万斛堆，即今中卫以西沙坡头地方的沙山，媪围在其西南。高平道简牍的发现，证明顧氏推断之大方位正确，并对媪围地望方位的探索给予指南。近人学者据此一启示，参照靖远石门乡小口子黄河有渡口、西岸遗存明代索桥堡、芦阳吊沟古城址等情，推测芦阳一带为汉媪围故址[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9页。]，其说可信，但需考古发掘证实。黄河中卫、靖远段有一大弯流，即今景泰五佛寺以东、靖远北部诸乡。《元和郡县志》、《读史方纪要》云其地为汉安定郡富平县地，北周为会州、鸣沙镇，隋为环州、鸣沙县，唐仍之，后为吐蕃、西夏所据，元复立为鸣沙州。该地古城遗址甚多而密集，甘肃省博物馆曾于其地发掘唐墓，主人为唐会州乌兰县尉。前文靖远北滩乡出土罗马鎏金银盘即在此范围。又东晋乞伏鲜卑氏族即沿此一线由北方阴山而南迁，遗存勇士、苑川诸古城址。靖远的法泉寺、刘家寺、朝阳寺，景泰的五佛寺诸石窟，现仍存十六国至隋唐时期佛教艺术遗迹。可见高平至媪围一路，汉代以后的经济文化、交通往来仍然是相当活跃兴盛的。

媪围以西之地，例2媪围—居延置—--次—小张掖……，此一段路程，至次270汉里，合112公里（直线距）。今有芦阳、寺滩、裴家营、大靖、西靖、土门、泗水一串戈壁绿洲，其北横腾格里沙漠，沙漠的南缘是蜿延的明长城，南部亘列祁连山东麓的马雅、毛毛等雪山，西与武威盆地连接，而东接黄河，可以说是“东段的河西走廊”。今天甘塘至武威的铁路，在明长城北侧东西贯穿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