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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安徽人生意经亦贾亦儒的商帮（第2页）

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那时两淮盐业行的是纲法，只有纲策上列有姓名的商人，才有资格买盐卖盐。盐商也不是年年有盐生意可做，要由各个纲册上的商人轮流来做。同一纲册上的盐商便在同一年申请盐引，凭盐引到盐场买盐，然后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出售。

这一年，程商正好轮空，不能去行销食盐，但他又不甘心让银子闲着，于是就用做盐的本钱做起贩米生意来。当年，福建灾荒，米价腾贵。而苏皖一带却是大丰收的年景，程商派了精明的伙计，到芜湖、无锡两个米市，趁新米上市，米价低贱时，购进了大批粮食，雇了几十条大船，从长扛运出，再通过海运，送往福建。估计稳稳有几十万两的进账。谁料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粮船在海上被狂风打翻，一艘不漏地到龙王那里报到去了，白花花的大米全都喂了鱼。程商不仅赔了本，还欠人白银四万两。俗话说，债不过年，除夕之夜债主纷纷登门讨债，程商出于无奈，只得躲进空无一人的鼓楼里避避风头，捱过年关。

夜里，程商在鼓楼上辗转难眠，孤寂无聊，徘徊至深夜。突然他听到登梯声，不由大惊失色，难道讨债的追寻到这里来了?正要躲避，来不及了，黑影已经闪到眼前。

“谁?”程商厉声喝问，来者更是吓了一跳。借着月色，程商定睛一看，原来是同乡、同业的吴商，这才把心放下，忙问：“你怎么也来此地?”吴商反问道：“你怎么先在此地?”程商以实话相告：“我今年欠了四万两银子的债，一时难以还清，所以躲在此地。君财力雄厚，为何也落得如此窘状?，吴商叹息道：“我今年运气不好，欠下十万银子的债，现在东拼西凑也只有五万银子。这五万银子还给哪个债主好呢?还了甲则偏了乙，给了丙则缺了丁，实在没有办法剖分，所以干脆都不给，躲过了年关，等明年再说。”

原来是同病相怜!程商苦笑说：“与君做伴，守岁良佳。”吴商了解程商的为人和才干，沉思片刻后说道：“不必。我有五万两白银在家，自己用也不够，然而借给你用，则绰绰有余，你何不借我银去，还掉债务，回家过年?…“那怎么可以呢?”程商连连推辞，而吴商则坚让不移，立马写了银票交给程商。程生意经过谢，转身匆忙回去。

不多时，程商又返回鼓楼，随行的家童挑着酒食。程商握住吴商的双手，感激地说：“我已嘱咐伙计料理债务，现在真的可以伴君守岁了。”家童摆开酒席，壶里上满美酒，程、吴

相对而坐，畅饮达旦。

第二年，程商正好轮办纲盐，且被官府点为总商。总商是盐政司的帮手，也是普通商人的头目。众商只有取得总商的同意、担保后，才能领到盐引，去做盐生意。因此，谁不来巴结程商?不说别的好处，光盐引程商就多得了二万引。纲盐行销的口岸是有定规的，程氏世世代代转向江西行盐。一年下来，程商不仅自己恢复了元气，而且还帮助吴商摆脱了困境。几年以后程商的名气越来越大，其实力几乎可以与被康熙皇帝封为内阁中书的大盐商江春齐名。而吴商也在程商的支援下，努力经营，他的子孙后代都先后成为巨商，并重新收回了当年失去的一切。

程商穷困潦倒落难时，吴商居然能慷慨解囊为其提供资金，而且是在自己也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这种把他人之难当做自己之难，竭尽全力，急人之难的精神确实感人。很显然，他

们两人如果不能同舟共济、互相帮助，那两人都不能渡过难关，更不用说恢复以前的风光景象了。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4。报孝政府，不利求利

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贸易，远途跋涉之劳、餐风宿露之昔、惊涛骇浪之险是难免的．然而这些都可以克服，最令人头痈的足各种恶势力的侵犯：贪官污吏的勒索、地痞流氓的欺诈、土匪盗贼的掠夺等，往往使商人倾家荡产。为了寻求政治保护伞，徽商倾心交官，趋炎附势，；而徽商“移家为国”，报孝政府，则是为了以不利求利。

明代万历年间，大兴土术，朝廷资金短缺，徽商吴时佐灵机一动，慷慨捐输几十万银两，报效朝廷。结果天子下诏表彰，吴时佐顿时身价倍增，地方官府再也不敢任意敲诈他了。之后他生意更是一路顺风，那几十万银两自然不在话下。

化被动的被敲诈勒索为主动的捐输“报效”，微商找到了一根理想的攀附、献媚封建势力的救命稻草。所谓捐输就是在朝廷遇到大灾、战争或兴修水利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允许臣民大量地向朝廷捐献，以缓朝廷之急。朝廷为了“奖励”这种“善举”，往往给他们加官进爵。这不仅可以使徽商光宗耀祖，还可以进入官商的行列，从此不再为官府鱼肉。所以很多徽商乐此不疲。

每当国家有军事行动，有自然灾害，或大兴土木时，只要皇帝眉头微蹙，徽商即心领神会，多解囊“报效”、“捐输”朝廷。这是商人在正常交税外自愿为皇帝所作的贡献。

徽商在捐输、报效、结纳官府方面进行巨额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上的回报，给予其垄断利润极高的盐业种种便利之外，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很明显的。明万历年间，徽商汪士明面临矿监税使的敲诈勒索，十分感慨地说：“吾辈守钱虏，不能为官家共缓急，故掾也鱼肉之。与其以是填掾之壑，孰若为太仓增粒米乎!”他明白无权无势想当守钱虏也是不能，与其让那些贪官污吏“鱼肉”，不如报效政府，还能援倒授官，保全自己。于是，汪士明“应诏输粟实边过当，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社会地位陡然大增，贪官污吏也不敢任意“鱼肉’’了。看起来，损失数十万金，是“不利”，但换来了“天子之命”，岂止地位大增，而且光宗耀祖，这又是“大利”。

有些徽商甚至得到了封建官府特予的政治赏赐，因此变成了“红顶商人”。如大盐商江春，乾隆年问因“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更是接驾有功，而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乾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

到了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当代徽商与政治结缘有了新的形式。作为商人，再也不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政府鼓励人民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做得好的还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中国第一商贩经营“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70年代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年广九在地下“偷偷摸摸”地发展瓜子事业。年广久这样描述他早年的生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炒几百斤，一气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洗洗脸，稍微睡一会。7点钟左右又起来，开始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地卖。下午再包，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如此循环往复。

年广久的“傻子”头衔也是此时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当“傻子”的结果是，“我1976年的时候就赚了100万。那时的100万能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想起当年的“壮举”，年广久有些感动。

100万没能够让年广久满足，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年广久想到了扩张。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大地回春。年广久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徽商后人看准了一件事，就决定将其做下去。“我相信邓小平，相信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不会变。”年广久说，“但是如果看准了机会不去抓住，不是亏了么?”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红火”一时。“钱都放在家里，要的话就从抽屉里拿，要多少取多少。”

100多人的私人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中国绝对是个异类，风言风语纷至沓来。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是，雇工20人以上就犯法。于是“年广九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

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最高领导人的直接点名保护，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从未见过如此巨奖的消费者，欲望一下被激发起来，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了利润100万元。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对年广九案进行公开审理。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时隔8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又一次提到“傻子瓜子”。邓小平的讲话再一次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九因经济罪不成立而获释。

对于邓小平，年广九心中充满感激，但他也认为邓小平讲话事出有因：“要不是我自己做出了贡献，领导人会为我讲话么?他讲‘傻子瓜子’，也不是对我一个人，他是对全国千千万万个‘傻子’讲的!”

致富后的徽商不仅赢得了世人的瞩目，而且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了令世人艳羡的殊荣，就当时而言，可谓获“利”颇多，不利求利！

5。自奉俭约，克勤克俭

人们一谈起徽商，往往艳羡他们的富甲一方，惊奇他们的成功与辉煌，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在成功背后所经历的种种困苦和辛酸。

其实，成功者中大部分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条经商之路：家境困顿——立志经营——历经艰险——百折不挠——艰难起家。虽说他们富甲一方，但是在经商路上真正最后走上功的却是很少数人。

尽管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奢侈骇人听闻，但我们应该看到，奢侈无度只是少数极其富有的大盐商的行为，他们既不能代表盐商的全体，更不能代表整个徽商。无论是积累还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徽商而言，他们深知“勤为开源，俭为节流”的道理，主张“克勤克俭”。

徽商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坚持克勤克俭。徽商之勤，天下闻名。他们长年累月，跋山涉水，奔波不定，曾被人誉为“徽骆驼”。徽商的勤劳，在创业初期尤为突出。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铢积寸累，攒成一笔资金后才开始经商史的。

明朝末年歙县商人程致和经商，省吃俭用，克勤克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投过几年家境就逐渐宽裕，而程致和艰苦作风一如以前，如此历经20年而商业大振。

据记载，明朝休宁商人汪岩福：务为节约，与家人同艰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脱粟之饭，身自甘之。

清朝绩溪商人汪可越：性节俭，甘淡泊，饮食服御，宁不如人，唯孜孜勤苦干栉风沐雨中炼成一生事业。

婺源人江应革兄弟六人，因为家贫，乃前往扛西景德镇替人打工，工钱是相当微薄的。六人平时宵衣寒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资金，于是他们自己便开了一个瓷窑，开始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