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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安徽人生意经亦贾亦儒的商帮（第3页）

在徽商中类似的艰苦创业的事例不胜枚举。明代婺源商人李大鸿曾说过：“常闻由克勤克俭、铢积寸累而发展成为大商人的，很少闻说那些追求豪奢而最终不丧家失业的。”可见，徽商在创业之初，为了达到事业成功目的，是讲求俭约，主张勤劳致富的。

徽商的致富后在守成阶段中能够坚持消费有度，反对奢侈浪费，提倡经济实用。许多徽商在商业有成，“家业隆起”以后，依然坚持俭约，生活虽富犹朴。徽州人认为豪奢好比花瓶里养花——好景不长。

据当时的一些方志记载，不少徽商善于经营，所获利润丰厚，资产比起其他地方商人来不知多了多少倍。然而他们大都表面上雍容风雅，喜好打扮装饰，说起话来温文尔雅，并以善于经营而名扬海内外。可是他们日常生活却是极其俭朴的。

据资料记载，一般情况下，贫家每天只吃两餐，吃的也只是以粥为主。如果有客来，至多改为黍饭而已。一般家里也不畜养马匹，不畜养鹅骛。完全不像苏州富商收获十分却要花掉百分。所以徽商资金积累的速度是惊人的。这些记载自然有些夸张，不过多少反映了不少徽州人致富后依然保持克勤克俭的生活方式的事实。

清朝徽州大商人鲍志道就是这种克勤克俭的典型。鲍志道历经几十年的经商生涯，最后成为两淮盐务总商，可谓是徽商中的拔尖人物了。他身任总商20年，家中资产高达几十万。而且当时扬州盐商生活奢侈成风，一掷千金。然而，鲍志道却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不但自己保持勤俭，而且还严格督促妻儿也要勤于洒扫之事。家里不许添置车马，不许花钱邀请戏班演戏，对生活浮浪的客人，不准留于家中。在他严格督促下，鲍家一直保持勤俭作风。鲍志道毕竟是商人中的头面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影响着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扬州商人的奢侈之风大有改变。

微商虽说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克勤克俭，但是每逢百姓遭遇水涝灾害时，他们要么力所能及地竭诚捐赈，拯救灾民于水火之中；要么出谋划策，力图缓解百姓的苦难；要么坚持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要么积德行善，不赚黑心钱。

如徽商鲍峻，原先家贫，后来通过经商致富。致富后，他并没有把消费方向投向奢侈浪费上，而是通过捐资捐物捐军饷等形式向国家报效，获得国家的表彰。他的儿子鲍魁也继承父亲的作风，喜好施舍。乾隆年间，家乡发大水田地被淹无数，鲍魁捐资捐粮救活民众不计其数。后来又采石开山修筑道路，为家乡做尽了好事，深受百姓的爱戴。也体现了作为商人回报家乡、社会的一片赤子之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是唐代李商隐在《咏史》中对前朝历史进行非常精确的概括和总结，同样适用于当代以及未来万世。

“成”与“破”都由自身决定的，“成”由勤奋和节俭而筑就的，“破”是由奢侈而逐步完成的。勤奋与节俭是不相矛盾的，天道酬勤、天佑奋进，勤奋是财富之源，只有勤奋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的创造出殷实和富足。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不能把创造出来的财富积累下来，就意味着创造无实际意义。节俭会增强勤奋的动力，善于节俭的人定会有一个有光明前途。

6。善捕商机，逐时而变

变化之中有机缘，这说明了机会的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在变化之中发现机缘、把握机缘。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所谓时务就是指世事的发展变化态势。识时务，也就是指根据这种发展变化态势去寻找把握机缘，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称雄商界近400年，经营的行业、发展规模、活动区域和资金状况都为一时之冠，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史上的奇迹。徽商发展壮大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徽商对信息的充分掌控是其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40年后却“加故业数倍”。明中叶歙县商人江才年轻时曾随兄长在

钱塘开店铺，售杂物，利润微薄。他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于是

他毅然告别兄长，“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复还钱塘时已挟重赀，为

大贾”。其“观时变、察低昂”既反映出对信息的态度，也说明了商业经营中要关注的信息

内容。

明末歙县商人潘侃认为：“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因此，他在荆扬吴楚间长途贩运，“遂致不赀”。歙县商人程季公在行贾之前，“东出吴会尽淞江，遵海走维扬

，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在把握、吃准万货之情后，他再采取针对性的对

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吾郡瘠薄，则有子钱。”数年后，

不仅自己“加故业数倍”，而且还带动同族一大批人共同致富。

所以说，掌握行情信息是获利的保障。以粮食为例，在当时盛产稻米的湖广地区粮价颇贱，而粮食需求量较大的苏浙地区则粮价极贵，两者经常保持着较大的差额，了解这种信息的徽商利用长江水运之便从事贩运活动自是大获其利。当时不仅湖广江浙有这种差价，其他地方也往往如此，这就为善于把握信息的徽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乾隆时，汉阳歉收，徽商吴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

做生意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对商人生意的内容、方向等都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如果经商从时势的大局出发，按它的走向来运作，则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丰厚利润。

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捕捉商机为自己的生意谋利。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起来，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算计”过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之中，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不会更改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为商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会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见面与合作的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通途。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纵观徽商的发展史，徽商所形成的四大行业盐、典、茶、木以及粮、布等行业除典商外无一不是转毂四方，长途贩运的。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可以说，徽商的成功首先是对信息重视与把握的成功。

在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中，他们特别注重捕捉信息，“与时逐”。在他的商业活动中，十有八九是围绕取时用时而展开的，他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取时用时的机会，从而不断地拓展自己的地盘，张扬自己的势力。

7。背靠大树好乘凉

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常常会遇到各种恶势力的侵犯。不论是朝代更替还是朝中权势的变化都会波及经济，商人再怎么有钱，也难以摆脱政治对他的干预。因此，只有依附封建政治势力，才是保全身家之计。徽商不得不借官吏手中的“势”来袒护自己，形成了商人与官员之间的“钱势之交”。这种官与商的关系的实质是：“官以商之富而护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

在商场上的得心应手，首先必须建立在官场上的游刃自如。对于这个大趋势，徽商认识得十分清楚。世人形容徽州人从商风格有这么一段话：“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其中，“其权无所不握”，是说徽商在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注意权力在商场的重要性，只有“官商”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

朝中有人和无人，对于要想获得特权的商业行业的垄断和控制权，同样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的作用，徽籍官员网络也就成为营建徽商商帮网络的最有效的资源之一。从史实来看，徽商对这种资源的利用是充分而不遗余力的。

例如，徽州木商在徽商子弟吴云卿的帮助下，取得了采办“皇木”的特权。采办“皇木”则可以享受种种特权，比如免税、“磕碰官民船只”而不用赔偿；还可以预支购买术材的款项，甚至央带私木，有了如此之多的优惠条件，赚取巨额利润也就不在话下了。

徽籍官员网络的存在无疑为徽商撑开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凡有关乡间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他们对徽商在外地的利益，更是着力维护。

康熙初年徽州人为在汉口建新安会馆的事，和当地人打了六年的官司。因为徽州人在汉口的势力太大了，就嫌原先出入的路径不够宽敞。几个有钱有势的徽州同乡一商量，决定拿出银子，扩充路面，开辟码头，并把巷子命名为新安巷。当地人不愿意，最后闹到了官府，一直到雍正十一年，徽州人终于借助在汉口做官的同乡的帮助下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