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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谈人生三 处世艺术2（第1页）

功劳不是吹出来的

荀子说：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如是，则常无不顺矣。

荀子认为，作为一个下属，应该沉静自守，“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老板不知道自己才能有多高、品德有多好，也没有丝毫抱怨之心；功劳虽然很大，也不流露出丝毫夸耀的神色。“省求，多功，爱敬不倦”，少要求待遇，多立功劳，忠诚敬业，从不懈怠。归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少谈功劳，多办实事；少谈待遇，多作贡献。“如是，则常无不顺矣”，这样，事业没有不顺利的。

荀子的办法行不行得通呢？在历史上、在生活中，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事业也很顺利。比如，唐朝开国第一名将李靖就是一个沉静自守的人。他在战场上“尚奇，尚速，尚险”，可谓锋芒毕露，在生活中，他却判若两人，遇事思之再三，谋之再四，绝不冲动地说任何一句话，做任何一件事，所以生平未尝有过后悔之事。闲暇时，别人高谈阔论，他却静坐凝思，不置一词。上朝议事时，大臣们争先恐后发表意见，争执不休，他总是一言不发。与宰相们议事时，他也是多听少说。对别人的意见，他先在心中掂量再三，如果觉得别人说得对，他便不再言语；如果认为对方说错了，他就言简意赅地指出要点，绝无一句废话。

有一年，李靖担任主帅，出兵征讨突厥。他巧出奇兵，横扫漠北，奏凯还朝。接踵而来的，本应是表彰、封赏，却未料御史大夫温彦博弹劾他说：“李靖的军队，军纪极坏，缴获突厥的珍宝，都散失到乱兵之中了。”意思是影射李靖侵吞缴获的珍宝。

李世民十分生气，立即召来李靖，当着朝臣的面，大声训斥。李靖自知冤枉，却没有说一句申辩的话，只是叩首谢罪，请皇上宽恕。他知道，在皇上盛怒之时忤逆龙鳞，其罪过更甚于侵吞珍宝，何必多言获罪呢？不如等皇上消了气再作打算。

过了几天，李世民冷静下来，想到李靖此番出兵，功劳甚大，即使小有过错，也不能抹杀其功劳。于是，又专门召见李靖，勉励他说：“当年隋朝大将史万岁击败了达头可汗，隋帝不奖赏他的功劳，反而因一些小罪过而将他处死。我绝不会这样做。应该赦免你的罪过，奖赏你的功勋。”李世民当即下诏，授李靖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封食邑五百户。李靖只是叩首谢恩，感谢皇上的宽宏大度，仍没有说一句申辩冤屈的话。

又过几天，李世民已经搞清了事情真相，这才知道冤枉了李靖，立即将李靖召去，羞愧地说：“从前有人谗害你，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你不要介意。”李靖仍不动声色，拜谢而去。

李靖为什么始终不申辩自己的冤屈呢？我想，他一定是一个深通人性的人。假如对方是愚者，多争无益，不如缄默不言；假如对方是智者，多争无功，不如让其自省。李靖肯定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对自己的冤情不置一词。这种缄默的作风使他受益良多。他立身朝廷数十年，屡获重用，平安无事，直到告老还乡。

李靖的做法，恰如荀子所说：君虽不知，无怨疾之心；功虽甚大，无伐德之色。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遇到的是李世民这个明君，假如在一个糊涂皇帝手下当差，这样不置之词，非但没有任何好处，也许连脑袋都莫名其妙地被摘掉了。

所以，荀子的方法并非通行准则。为“明主”打工，或者在老板眼皮底下做事，多做少说是可以的。如果老板不那么圣明，或者在远离老板的地方工作，你干得再多再好，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表功”不仅必须，而且十分重要。

在历史上，很多名臣都是“表功”高手。我们今天看《古文观止》，其中有很多奏牍文书，也就是汇报材料。贾谊、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写汇报材料的高手。大清明曾国藩也深知汇报工作成绩的重要性。他长年领兵在外作战，他做了什么，老板看不见，而且他的老板咸丰皇帝跟唐太宗不可同日而语，不会“表功”，可能就等于无功，甚至有过。所以，他对这件事特别重视。

当时最善于汇报成绩的有三人，除曾国藩外，还有左宗棠和胡林翼，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因此有“天下奏牍三把手”的说法。

咸丰八年（1858），湘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被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部全歼，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等400多名将领战死，是湘军出师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事情过后，胡林翼奏陈其事，请求给予优厚的追赠，语极沉痛诚挚，咸丰帝感动得涕泪交流，下令追赠李续宾为总督，两个儿子都赐举人出身，并送部引见，赐银500两。

而曾国藩在湘军战事最困难的时期，在奏疏中不言屡战屡败，而称“臣屡败屡战”，也堪称杰作。

胡林翼对自己的奏牍功夫很是得意，将自己与曾、左并列，并说自己“尚未可量”，实则有以己为首之意。左宗棠则说：“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曾国藩从未争过第一。据民国的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说，三人各有特色，曾之雄伟，胡之恳切，左之明畅，都超乎常人，不分先后。但从学问根柢而言，“国藩为独优矣”。

当时能向皇帝奏事是一种特权，表明这个人已得到皇帝的注重。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会，就要在奏章上下功夫。曾国藩频频教导手下，在奏牍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1862）正月，有个叫洪亮吉的大臣写了《上成亲王书》的奏疏，结果被发配新疆。曾国藩读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饶是如此，尚且遭此大祸，可见奏牍不可不慎啊。

曾国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国藩道光末年在京上疏，颇有锋芒，自出京后，在军十四年，所奏之折无一语不朴实，无一字不谨慎。”他还再三告诫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说：“吾兄弟高爵显官，为天下第一指目之家，总须于奏疏中加意检点，不求获福，但求免祸。”

工作干得好，还要汇报工作搞得好。有人说：“三分工作，七分宣传。”这是欺世盗名。又有人说：“七分工作，三分宣传。”这大概是正常分寸。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西汉思想家，号桂岩子，早年专心治学，以通晓《公羊春秋》而著名，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下帷讲经，学者云集。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武帝采纳。晚年时，董仲舒隐居治学，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等。

赏罚之道，一哄一吓

董仲舒说：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

儒家的传统观念是教化百姓减少和克制欲望，而君王应该带头节俭，起表率作用。董仲舒的观点颇有新意，提倡利用人们的欲望来加强管理。

人的基本欲望是趋利避害，那么，可以利用人们的趋利之心来进行诱导，利用人们的避害之心来进行吓阻。他认为，如果百姓没有欲望，反倒不是好事。他说：“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如果百姓无所喜好，君王就无法引导他们；如果百姓无所畏惧，君王就无法吓阻他们。既不能引导又不能吓阻，就无法管理百姓。无法管理，就上下不分，怎么显示君王的尊贵呢？

为了加强管理，“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一定要让百姓有所喜好，这样才能加以引导，可以设立奖赏办法来鼓励他们好的行为。百姓有所喜好，就一定会有所厌恶，这样就能吓阻他们，可以设立惩罚措施来制止他们不良的行为。

严格地说，董仲舒不是真正的儒家。他倒是一个思想烹调大师，将诸子百家炒成了一锅大杂烩，一切目的旨在于“屈民而伸君”。这跟孟子的思想正好相反。孟子是坚决主张屈君而伸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董仲舒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第一位思想旗手，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果至今未能根除。当然，董仲舒的功过是非，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董仲舒提出的“一哄一吓”的办法，确实道出了管理的精髓。纵观古今，横观中外，“胡萝卜加大棒”，都是管理者的必备工具。胡萝卜用多一点，还是大棒用多一点，如何使用它们，决定了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成效。

奖赏不一定都是好事，奖赏不恰当，非但起不到引导作用，反而会制造不公平，打击士气。何谓奖赏恰当？这要依团队价值观来决定。大致上，这个团队肯定什么行为，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奖赏，就是恰当。

春秋时，晋文公因国内发生政变，逃亡在外十余年，陶叔狐长期追随效力。晋文公回到晋国成为国君后，分三批对有功人员施行奖赏，三次都没有陶叔狐的份。陶叔狐去见咎犯，抱怨说：“我追随大王逃亡十三年，皮肤晒黑了，手脚长满了老茧。现在大王回国，奖赏了三次都没有轮到我。难道他已经忘了我吗？或者是我犯了什么过错？请您帮我打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