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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养品性不断地完善自我02（第2页）

这种宠遇实在是世人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李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平静如水。肃宗想任命他为右相时，他坚决辞让道：“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肃宗只好作罢。此后，李泌一直参与军国要务，协助肃宗处理朝政，军中朝中，众望所归。肃宗总想找个机会给予李泌一个名号。

肃宗每次与李泌巡视军队时，军士们便悄悄指点道：“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后，即对李泌道：“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当他身着紫袍上朝拜谢时，肃宗又笑道：“既服此，岂可无名称！”马上从怀中取出拟好的诏敕，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即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子李之府署。李泌不肯，肃宗劝道：“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这样，他才勉强接受下来。肃宗将李俶的元帅府设在宫中，李泌与李俶总有一人在元帅府坐镇。李泌又建议道：“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干（即广平王李俶）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肃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实际上是赋予李泌朝政全权，其地位在诸位宰相之上。当时，军政繁忙，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接连不断，肃宗完全交付李泌，李泌开视后，分门别类，转呈肃宗。而且，宫禁钥匙，也完全委托李泌与李俶掌管。

面对如此殊遇，李泌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实际上是肃代两朝的开朝元勋。平定安史之乱，肃宗返回长安后，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他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厂肃宗则言：“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李泌陈述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肃宗问：“何谓也?”李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说，李泌的这五不可留，还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项必去的理由。身受宠荣，能冷眼相对，不沉迷其中，这是难得的政治家气度。肃宗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劝道：“且眠矣，异日议之。”李泌则坚持道：“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说到这儿，肃宗有些不高兴了，反问道：“不意卿疑联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句践也!”李泌还是坚持道：“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昔曏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肃宗无可奈何，只好听其归隐嵩山。代宗李俶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俶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泌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泌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泌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曾有一位家乡远亲到元载这儿求取官职，元载见其人年老不堪，猜猜琐琐，便未许他官职，写了一封给河北道的信给他。老者走到河北境内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签了元载之名，老者十分不悦，但既已至此，只好持此信去拜谒节度使。僚属们一听有元载书信，大吃一惊，立即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派人将信恭恭敬敬地存到箱中，在上等馆舍招待老者，饮宴数日。临行时，又赠绢千匹。这可见元载的威权之重。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泌。在李泌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也就是大历五年（770），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到朝中寻求僚佑，代宗对李泌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泌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泌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客观地说，元载是不容李泌的，但元载虽为权臣，毕竟只是文人宰相，未握兵权，代宗若要除他，易如反掌，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元载与李泌的天平上，代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所以，要提出种种借口与许诺。

李泌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777），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朝中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代宗对李泌道：“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这一解释，李泌似乎不能接受，他对答道：“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对此，代宗只好解释道：“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

李泌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道：“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这一建议，可以说是十分荒唐。李泌自肃宗时即参与朝政机要，多次谢绝任相的旨意，而肃宗也实际上将他视为宰相。代宗即位，召其至朝中，也是要拜为宰相，但李泌又拒绝就任。如今常以代宗欲用李泌为由，要将他放为州刺史，应当是秉承了代宗的旨意。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泌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

以后，李泌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泌从未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于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任命宰相，但李泌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

泰而不骄，方可宠辱不惊，平心待物，临危不乱，通达于时世，这就是所谓的大将风度，君子风范。

凡立身处事务求稳慎

所谓立身处事，包括树立自己的名声，明确自己的做人原则，建立自己有代表性的业绩。这里的环节很多，而且有许多潜在的危机，所以必须谨慎，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祸害。下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给我们这方面的启示。

吕僧珍字元瑜，是东平郡（治今山东济宁市北）范县人，家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从南齐时起，吕僧珍便随从萧衍。萧衍为豫州刺史，他任典笺。萧衍任领军，他补为主簿。建武二年（495年），萧衍率师援助义阳抗御北魏，吕僧珍随军前往。萧衍任雍州刺史，吕僧珍为萧衍手下中兵参军，被当作心腹之人。萧衍起兵，吕僧珍被任为前锋大将军，大破萧齐军队，为萧衍立下大功。

吕僧珍有大功于萧衍，被萧衍恩遇重用，其所受优待，无人可以相比。但其从未居功自傲，恃宠纵情，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中，盛夏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萧衍，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实。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拿了桌上一个柑桔，萧衍笑着说：“卿真是大有进步了。”拿一个柑桔被认为是大有进步，可见吕僧珍谨慎到什么程度。

吕僧珍因离乡日久，上表请求萧衍让他回乡祭扫先人之墓。萧衍为使其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不但准其还乡，还给其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治今江苏扬州）刺史，即管理其家乡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吕僧珍到任后，平心待下，不私亲戚，没有丝毫张狂之举。吕僧珍的从侄，是个卖葱的，他听说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卖葱了，跑到吕僧珍处要求谋今官作。吕僧珍对他说：“我深受国家重恩，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以为报效，怎敢以公济私。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干，岂可妄求他职，快回葱市干你的本行吧！”

吕僧珍的旧宅在市北，前面有督邮的官府挡着。乡人都劝吕僧珍把督邮府迁走，把旧宅扩建。吕僧珍说：“督邮官府自我家盖房以来一直在北地，怎能为扩建吾宅让其搬家呢?”遂不许。吕僧珍有个姐姐，嫁给当地的一个姓于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临街，左邻右舍都开买卖的店铺货摊，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吕僧珍常到姐姐家中作客，丝毫不觉以出入这种地方为耻。

君子立身处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是封建社会中理想的作人准则。然而，这并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贵而忘贱，得志便猖狂，恣意妄为，最终身败名裂。吕僧珍可谓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贵不自傲。从而使皇帝对他更加信任、放心。吕僧珍58岁时病死，梁武帝萧衍下诏说：“大业初构，茂勋克举，及居禁卫，朝夕尽诚。方参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丧逝，伤恸于怀。宜加优典，以隆宠命，可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吕僧珍还被加谥为忠敬侯。吕僧珍善有其终，当和他立身谨慎是分不开的。

谨慎立身，是对立身的价值有了充分认识。有了功劳，不要经常说起；有了恩宠，注意不可张扬；有了权力，注意不要滥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趋炎附势；有过去的不得志的朋友，要注意不嫌弃。志当高远，事当谨慎，这是历史指示的做人原则。

大树将军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大将冯异。他为人谦虚礼让，不自夸，不争功。他在随从光武帝刘秀打天下时立有很多战功。每当诸将会到一起时，众人总是争着夸耀自己的功劳，而冯异却一个人常坐大树下，不与别人争功，因此被称为“大树将军”。无独有偶，南朝梁武帝时也出了个大树将军，这个人就是冯道根。

冯道根字巨基，是广平郡人。南朝萧齐末年，萧衍起兵襄阳（今湖北襄樊），攻打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时，冯道根勇猛无比，杀敌甚多。梁朝建立后，他率军平定陈伯之的反叛。击退北魏军的进攻，保住了阜陵城。与韦敏一起救援钟离．在邵阳洲大破北魏军。冯道根因战功卓著，先后任过骁骑将军、游击将军、辅国将军、云骑将军、领直阁将军、中权中司马、右游击将军、武旅将军等职。

冯道根虽然屡立战功，但对自己的功劳却很少讲。每次征伐过后，诸将们都喧哗争竞，寸功必争，寸赏不让。唯独冯道根沉默不语。他的部下们很不满，认为跟随冯道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遇到论功时，全让别人争丁去，岂不太吃亏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冯道根总是开导他们说：“主上（指萧衍）对众人所建之功自有明鉴，何用我大争大吵?”萧衍对冯道根此举非常满意，曾指着他对尚书令沈约说：“这个人从来口不言功。”沈约说：“这真是陛下的大树将军啊!”‘

冯道根以清廉谦退立身。他作地方官，和理清静。为部下所怀念，萧衍也说：“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忘记了还有一州。”他作为中央官，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营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他口不言功，却独得大树将军之誉，这是高于其他人的记功碑。冯道根是以清廉谦退立身的成功者。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人生危机四伏，风险紧随，谨慎方可不在阴沟里翻船!

为人就要讷于言而敏于行

祸从口出，这是一个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所以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并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意思是说多听各种意见，有怀疑的问题暂时搁下，对其余有把握的问题谨慎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那么就可以少犯错误。但是有人偏偏不按照这条道理来为人处世，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是怎样的呢？

贺敦是周朝的一名大将，立有大功，因为对朝廷赏赐不公心怀不满，便口出怨言，结果被权臣宇文护逼令自杀，临死时，他叫来儿子贺若弼说：“我因口舌而死，你不能不记住！”接着用锥子将贺若弼的舌头刺出血来，以此告戒他慎口少说。他开始还能记住，经常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来提醒自己，遇事三缄其口。可随着他在隋朝功劳日大，地位日高，便把父亲告诫忘到脑后去了。同父亲一样，他也因对朝廷封官不满而大发牢骚，被免去了官职；他不接受教训，反而怨言更多，于是被逮捕下狱。隋文帝斥责他道：“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在下面散布，说这两个人只配吃干饭，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因此奏请将他处死，文帝因他立有大功，免他一死，但一针见血地向他指出：“你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看不起别人的心太猛；目无君上的心太猛。”

这的确是贺若弼的致命要害，同僚有功他嫉妒，同僚升迁他不服气，有一次，皇太子杨广同他谈起朝中几位杰出将领，问他：“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个人都是良将，他们的优劣如何!”贺若弼口没遮拦，毫无顾忌地回答：“杨素是员猛将，但没有谋略；韩擒虎是员战将，但不会带兵；史万岁是员骑将，别的本领平常。”杨广问：“那么谁可以称之为大将呢?”贺若弼深深一拜说：“这就要看殿下你的眼光了。”他自以为比别人都高明，贬低一切，殊不知这样一来，得罪了同僚，又引起了杨广的戒心。后来杨广当了皇帝（即隋炀帝），对他便十分疏远。

最为致命的要害还是最后一个太猛：目无君上之心太猛。在隋文帝平定江南的战役将要开始时，他便对人说：“江南倒是不难平，可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出现‘飞鸟尽、良弓藏’之事呢?”明显地表示了对隋文帝的不信任；有一年，他随从隋炀帝出巡北方，在榆林，好大喜功的炀帝设置了一个可坐千人的大帐，来招待少数民族首领。这事其实和贺若弼毫无关系，他又在私下里评头品足，乱发议论，说皇帝太奢侈。这事被人告发，他被处以死刑，重蹈了父亲的覆辙。

唐朝功臣刘文静也是因为爱发牢骚而丢了性命。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谋，在后来进军长安时，又立了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元勋，那是当之无愧的。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得以认识李世民的，他在起兵的过程中虽然也起过某些作用，但他更主要的是善于讨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同李渊酒肉不分家，并且将归自己管辖的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是李渊的一个酒肉知己。

李渊称帝以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他以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时，必令他同登御座，退朝之后，又相携入宫，对他的话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呢，既不像裴寂那样受宠，官职只达到民部尚书这一级，比裴寂低了许多，不免感到不公，因此在朝上议事时，故意同裴寂唱反调，两个人因此有了隔阂。一次在与家人宴集时，刘文静以刀击柱，发誓道：“我一定要杀掉裴寂!”

这些话被他一个失宠的小妾上告朝廷，朝廷在审问时，刘文静如实相告：“当初起兵时，我与裴寂的地位相同；如今裴寂被授以丞相的高官，赐以甲等的住宅，而我的赏赐同一般人，既没有什么区别，我每次出兵打仗，家中老小都无可托付，的确怀有不满之心，酒醉时说些过了头的话也是可能的!”

李渊据此指刘文静为谋反，许多元老重臣一致不同意，李世民更是据理力争，指出首先策划起兵反隋的是刘文静，裴寂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现在天下平定了，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发些牢骚，也是人之常情，没有必死之罪。可李渊对刘文静一直比较疏远，对他的政治能力也不大放心，裴寂看出了这一点，乘机进谗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的确是当代之冠，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大平，若是赦免了他，必有后患。”

这话正好击中了李渊的心病，就这样，刘文静被杀掉了，临刑时，他叹息道：“飞鸟尽，良弓藏，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呀!”裴寂和刘文静之争，其实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争的一种折射。李渊对他这个功盖天下的儿子的态度十分矛盾，没有李世民，他根本当不了皇帝；有了李世民，他又觉得自己的帝位受了威胁。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也出于父子之情，他不好对李世民下毒手，作为李世民主要谋土的刘文静便怍了替死鬼。刘文静太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了，试想年老的李渊在位还能有多久呢，只要刘文静能忍耐、能韬晦，继续跟着李世民，帮助他谋取帝位，将来还少的了他的高官厚禄吗?放长线，钓大鱼，这也是封建社会置身官场中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姿态。

裴寂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只顾迎合老皇帝李渊，却忽视了代表着未来的李世民，果然李世民—继位，便宣布裴寂有四大必死之罪，将他赶出了朝廷。

所以，为人处世，言语不可不慎，否则，轻则有可能导致与朋友关系疏远，重则有可能导致断送自己的前途与性命。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在其位，谋其政”，为孔子所立明训，亦为后世之从政者奉为圭臬，诸葛亮之前后（出师表）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堪称楷模。后来这优秀的从政者，或尽心尽职，精心政务；或引咎自责，以一身而谢天下，皆可称道。当然，也有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