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二章 培养品性不断地完善自我02（第3页）

在其位，谋其政，首先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这一点上，高颖、王旦、张廷玉都颇具诸葛亮遗风。开皇元年（581），杨坚登上皇位，称文帝，正式建立隋王朝。文帝任北周时相府司马高颖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侍中），即宰相。高颖甚被文帝倚重，凡军国要政、大小政事，文帝皆与之谋议。隋朝初建，百废待举，政权要进一步巩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都需要改革或重建，生产、经济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恢复发展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特别是平陈、统一天下，是以文帝、高颖为主的隋朝君臣们所经常考虑谋划的问题。由于政务繁多，高颖每日孜孜不息，夙夜匪懈，国家大事时刻在他脑子里徘徊，即便退朝后在家里也不停地思考。他常常用盘子装一些粉，置于床边，夜里想到一件该办的公事，就用手指记在粉盘上，天亮后就笔录下来，入朝处理。

宋相王旦对朝廷政务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退朝归家时还常常惦记朝政，专心思考。王旦有一马夫，岁满辞归，王旦问道：“你控马几时?”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马夫转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问：“你乃某人乎?”于是厚赐之。原来此夫每日为王旦赶车御马，王旦在路上只是想着政事，从未注意过马夫是何模样，也从未与之交谈过，故只识其背，不识其面。归家后，王旦往往不去冠带休息，却入静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惊扰，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后来，王旦的弟弟去问副相、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安仁告诉他：“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在其位，谋其政，还要兴利除弊，救时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称为“救世宰相”。

姚崇历仕唐武则天、睿宗、玄宗诸朝。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善应变以成天下事”，为相期间，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政绩卓著，被时人誉为“救世宰相”。武则天时期，他因富于才干，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当时武则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来俊臣、周兴等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刚上任的姚崇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直率而诚恳地劝谏武则天，说服她改变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统治的长久。武则天为之所动，并于长安二年（702）修正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为此，武则天赞赏他道：“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意。”并赏银千两。

睿宗时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尤其是公主、后妃们，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应是吏部先用赤笔注官之状，门下省审批，皇帝授旨，称“赤牒授官”。斜封官则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的请谒，用墨笔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利用斜封，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姚崇则联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数千人”。同时，他又不畏强权，大力整顿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姚崇为玄宗辅政时期，继续大力整肃吏治。严格铨选制度，对于以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

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将他府中的阎楚硅破格晋升，玄宗答应照顾。这种做法违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另一丞相卢怀慎上书，反对因亲故而升官晋爵。姚崇的力争，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至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情况大为收敛。

唐中宗时，佛教盛行，公主、外戚皆奏请度民为僧尼，以求福禳灾；富户强丁也多削发以避赋税徭役，破坏了政府的正常赋税征发用农业生产的发展。姚祟再居相位后，义不容辞地上书玄宗，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

起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命有司检括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1．1万多人。又规定“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向铸佛写经”。

玄宗开元四年（716），山东蝗虫大起，当时百姓迷信，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姚崇派遣御史分道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御史入境，认为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此时，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多认为驱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怀疑，姚祟说：“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结果玄宗被说服。排除各方阻力后，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并且还亲自设计捕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

且瘗，除之可尽。””结果颇见成效，蝗灾逐渐止息，当年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姚祟一生为政，以身作则，兴利除弊，救世治国，尽责尽职，深得诸帝及同僚们的推许，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其位，谋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为己任，不因个人才名而偏忽。如，宋翰宰相欧阳修为政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与人言谈，也多谈吏事。有人曾不理解：像他这样名冠天下的大文学家，应该谈论的是文章诗赋、古往今事，而他却多讲为官之道，故发问道：“学者见公，莫不欲闻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欧阳修回答道：“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陈年公案，反复观

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人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往往恃才倨傲，以学问、文章矜夸，而视敢事为俗流、浊流，不肯尽心尽责。而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为官30余年，无论被贬为地方小官，还是在中央为相，处理政事都勤恳认真，从不疏忽大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其位，谋其政，也要以国是为重，当失职或尸位、无以辅政时，当激流勇退，以避贤路。石庆是汉武帝时丞相，他一生以醇谨闻名。在他任太仆时，为武帝驭马架车。武帝曾问驾车的共有几匹马，他举鞭一一点数，然后恭敬地报告：“六马。”其谨慎如此。后为丞相，井封为牧丘侯。当时汉武帝正胸怀韬略，用兵连年，大少功业。而石庆身为丞相却谨言慎行，瞻前顾后；对皇帝只是唯言是从，俯首听命；居相位九年，竟无所建树。元封四年（前107），关东地区出现流民200万，其中有40万口为无户籍可核的农民。石庆认为自己身居丞相之

位，每日餐位尸禄，自惭形秽，便上书引咎辞职，他说：“臣幸得待罪露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下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武帝未许。二年后，石庆在不安中去世。

在其位则谋其政，既是为政者的义务也是责任。否则，尸位素餐、混天度日，误己误人误事误国，罪莫大焉。

与时俱进，适时而为

真的俊杰与英雄，是那些意志刚强，胸怀大志，能屈能伸，既能坚持原则与理想，又能应对各种变故的人。温峤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够在危难之中既能够坚持原则，不与敌人同流合污，又能够以韬光养晦、金蝉脱壳之计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最终建立了显著的功业。

温峤，字太真，以有识有胆、博学能文、风仪秀整、善于言谈见称于世。曾先后做过司隶都官从事、司徒东阁祭酒。司马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温峤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后改任骠骑将军长史，升迁至太子中庶子。

322年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温峤起初拜侍中，后来转任中书令，很受皇帝器重，参与朝廷的机密大事，起草诏书命令，皇帝对他十分信任。当时掌握全国军事大权的大将军王敦，正图谋叛乱。温峤忠心为皇室效力，所以为王敦所忌恨。王敦便故意请求朝廷把温峤调去给他当左司马，以便直接控制。

温峤调到王敦那儿任左司马，见王敦对朝廷的政令漫不经心，曾进行多方劝说，但王敦根本置之不理。温峤逐渐觉察到王敦已有反心，并且难以醒悟，于是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新的策略，不再规劝王敦，转而对他毕恭毕敬，特别巴结，在处理一些事务上积极为他出谋划策，甚至曲意迎合他，满足王敦的私欲，王敦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为了进一步取得王敦的信任，温峤采取了结交王敦亲信的策略。他看到钱风是王敦的心腹，便有意结交钱风，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温峤是当时的名士，一向有善于知人的盛

誉，凡是得到他的好评的人，声誉就高。于是，为了取得钱凤的信任，他故意常常称赞钱凤了不起，说钱凤腹有经纶，胸有韬略!到处替他宣扬。钱凤听说后，非常高兴，真的以为王敦看中了自己，便把温峤当做最知心的好友。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丹杨尹出缺。丹杨尹是东晋首都的最高长官，温峤很想借出任丹杨尹的机会，回到京师，摆脱王敦的控制，设法制止他的叛乱。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不能直接请求，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王敦说：“京师是要害之处，应该有个文武全才的人去担任丹杨尹，最好您亲自挑选一个适合、可靠的人。如果让朝廷选派，恐怕未必恰当。”王敦觉得温峤说得很对，正符合图谋叛乱的意图，便问温峤：“那么，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吧。”温峤不加思索地说：“钱凤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王敦又去征求钱凤对丹杨尹人选的意见，钱凤知道了王敦推荐自己以后，对温峤十分感激，作为回报，钱风推荐温峤担任丹杨尹。温峤听王敦说钱风推荐他出任丹杨尹，当然是正中下怀，但表面上再三推辞难以独当一面，说自己不能胜任，宁愿在王敦身边听从指教。温峤越是推辞，王敦就越觉得他对自己忠诚，越要一定让他去。于是王敦上表，让皇帝委派温峤为丹杨尹，其目的是要温娇凭着自己的才干来监视朝廷和分析朝廷各方面的情况。

温峤知道钱凤是个诡计多端而又多疑的人，他知道钱凤现在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住，不久就会醒悟，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在王敦为温峤摆设的饯行宴会上，温峤故意装出兴高采烈

的样子，和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个没完。然后又装出醉醺醺的样子，走到钱凤那儿敬酒，故意要让钱凤立即喝下。钱凤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刚要端起酒来，温峤就装作发了酒疯，用手把钱凤的头巾一下打落在地，满口吐沫地骂他：“我温太真给你敬酒，你竟敢不干杯!”这在当时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钱凤因此而怀恨温峤是可以理解的事。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急忙前去把他们两人拉开。

不久，温峤向王敦辞行上任，故意泪流满面，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辞行后走出大厅，又重新返回，然后才上路。

果然，温峤刚走，钱凤便恍然大悟，赶来告诉王敦说：“温峤曾当过太子中庶子，和当今皇帝关系十分密切，和皇帝的内兄庚亮交情也很深厚，这个人未必靠得住啊!看他近来的

表现，恐怕是个金蝉脱壳之计。”

温峤的计策果然奏效。王敦认为这是钱凤因为昨天喝酒时温峤打落了他的头巾而心怀不满，便诚心诚意地劝他说：“昨天温峤是喝了几杯，喝醉了，他虽然对你有点失礼，但属于酒后失态，你也不能耿耿于怀，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啊!”

温峤脱离虎穴，快马加鞭回到建康，把王敦正在谋反的事全部向晋明帝司马绍作了详细的报告，请皇帝迅速戒备，同时又与皇帝的内兄庚亮一起筹划讨伐王敦的准备工作。

等到王敦兴兵造反，朝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已大致就绪，朝廷即委任温峤为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县名，今属湖南省）北部军事。消息传到了王敦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狂喊道：“没想到我竟中了这家伙的奸计!”于是，王敦造反添了一个理由，就是要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他向朝廷上表，列出了一串要诛杀的名单，为首者就是温峤。他甚至还出高价悬赏活捉温峤，恶狠狠地说：捉到后，他要亲自动手割掉温峤的舌头，叫他再要不能摇唇鼓舌地欺骗别人。

不久，王敦之兄王含和钱凤等人率领部队直逼江宁，京师震动，人心恐慌。：温峤急忙把自己的部队调到秦淮河北岸，纵火烧毁了朱雀桥，以挫敌人的锐气，并阻挠他们渡河。

晋明帝司马绍本想率军出朱雀桥攻击叛军，听说朱雀桥被烧毁，十分恼怒。温峤劝他说：“现在守卫京城的部队很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向各地征调的部队还未到达，如果出击利．叛军万一突然冲进京城，就会危及社稷了!陛下何必吝惜一座桥呢?”

由于朱雀桥被毁了，叛军果然无法渡河，被阻在河对岸，温峤为平定叛乱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温峤亲自带领部队和叛军夹水作战，击败了王含，又追击钱凤，在讧宁将其彻底击败，叛乱就这样迅速平定了。此后不久，温峤被封为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晋号前将军。

做一个时代的俊杰与英雄，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而为，根据变化的时势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逞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者，却不能算是真的俊杰与英雄，他们会在自己站稳脚跟之前就会倒下，而让自己的事业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