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堤岸声名狼藉的地区这类事每晚都有发生。每天夜晚,这个放荡的小丫头都跑来让一个中国下流富翁玩弄。她在法国学校读书,学校里白人小姑娘、年纪幼小的白人女运动员都在体育俱乐部游泳池里练自由泳。有一天,命令下达,禁止她们和沙沥女校长的女儿说话。
在课间休息时,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背靠在室内操场的柱子上,望着外面的马路。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仍旧乘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小汽车来上课。下课离校,她们目送她离去。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关于永隆那位夫人的事迹的记忆又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是初到这里,已经三十八岁。那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当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十六岁了。
那位夫人正坐在她住室前的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的大街,我和我的小哥哥上教理课下课回来从那个地方经过,我在那里曾经看见她。她那个房间正好在那幢附有大遮阳棚平台的华美大建筑的正中,一幢巨宅又正好坐落在长满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的花园的中心。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一切都因她们而起,都是从她们的居室透露出来的,这样的死是如此强烈有力,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城市,在偏僻的居住区,在各地首府,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和漫长的舞会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那位夫人在这类官方招待会上再次露面,以为事情已成过去,沙湾拿吉的年轻男人已经进入遗忘之境,人们早已把他忘了。所以这位夫人又在她负有义务不能不出面的晚会上再度出现,人们总需在这类场合不时出面,让人家看到,这样,也就可以从一方方稻田包围中的冷僻地区的可怕孤独中走出来,从恐惧、疯狂、疠疫、遗忘中逃出来。
在法国中学傍晚放学的时候,仍然是那部黑色小汽车,仍然是那个肆无忌惮、幼童式的帽子,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一如既往,还是去找那个中国富翁,让他在自己身上继续发掘,一如既往,让他给她洗浴,洗很长时间,像过去每天在母亲家洗浴一样,从一个双耳大瓮舀出清水沐浴,他也为她备好大瓮贮存清水,照例水淋淋地把她抱到床上,装上风扇,遍吻她的全身,她总是要他再来、再来,然后,再回到寄宿学校,没有人惩罚她,没有人打她,没有人损毁她,没有人辱骂她。
他自杀死了,那是在一夜将尽的时候,在地区灯火明亮的大广场上。那时,她正在跳舞。不久天亮了。他的尸体已经变形。后来,时间过久,烈日又毁去外形。没有人敢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警察到近前去看过。待到中午,小运输艇开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广场冲洗得干干净净。
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孩子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阔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指环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想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拍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大不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话。
我母亲专是请人给她的孩子照相。此外一律不照。在永隆拍的照片,我没有,一张也没有,花园、大河、法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房屋,我们的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摆着涂有金饰黑色大铁床的住室,装着像大街上发红光的灯泡、绿铁皮灯罩,像教室那样照得通明的房间,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居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同她的脾性、她的年龄、她的悲苦心境相适合的地方,要到加来海峡省与双海之间去找。所以那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任何形象也没有留下。后来她在卢瓦尔省定居,终于永远留在这里没有再迁徙,她的居室仍然像沙沥那样一个房间,真是可怕。以后她就什么也记不起,都忘记了。
某些地方、某些风景的照片,她是从来不拍的,除开给我们、她的孩子拍照以外,其他的照片她都不拍,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我们合拍,花钱可以省一些。我们有些照片不是照相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我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的。
我母亲回国度假总是把她的孩子的照片带回去拿给她的家人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都不愿意到她家去。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认识我母亲的娘家。我年纪最小,起初她带我去过。后来我没有再去,因为,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不愿意让她们的女孩子见到我。无法,我母亲只好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所以我母亲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去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姐妹,是她家仅有还活在人世的人,所以她才把一族人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女人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从她处事决不半途而废、决不撒手不管,如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艰难困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我相信是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恰恰在这种属于种族的荒诞的大智大勇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