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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屠杀的前奏 从安乐死到种族清洗（第1页）

德国犹太人的末日

在1941年10月第一次大驱逐的前夜，依然有16。4万犹太人在旧帝国处于边缘的生存状态。到那个时候，德国的犹太人是以前犹太人苍白的残存物，他们多数由被剥夺公民身份的、贫困化的、上了年纪的人组成，他们被集中在过于拥挤的德国主要城市的商业区里。能够工作的人都被强迫在毫无体面的环境下从事卑微的工作，同时，不能工作的人紧闭房门，生活在孤立和恐惧当中，门上必须清晰地打上“大卫之星”的标记。

但是，纳粹狂人不会到此为止的；他们一直在制定新的法规来进一步围猎犹太人。1939年9月，和犹太人赎罪日巧合，犹太人被要求放弃他们的收音机。不久之后，他们被禁止使用电话。随后的一个指令要求上交所有羊毛衣服和皮制衣服，留给他们的大多数是最破的衣服——这是折磨他们的人最想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所见，纳粹迫害重要的一部分涉及一个发展的进程，它就是毁灭他们受害者的尊严，使他们降低到看上去不如人的地步，也使他们更加容易接受糟糕的待遇，因为殴打或者折磨“非人”更加容易。犹太人每天被迫去从事最肮脏的劳动、最令人厌恶的任务，比如打扫厕所。柏林中心火车站的主管乐于指派犹太人打扫公共厕所，对他们发出尖叫：“你们犹太人一直在污垢中打滚，滚到屎堆里去吧。”同样是这个主管，曾经尾随在一位犹太工人后面监视他四处清理，并强迫他把别人的呕吐物用手捧走。

尽管有这种施虐的个人行径，德国人使犹太人丧失尊严的进程是有序和非个人的。事实上，这一行为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官方的指令进行的。它是一个得到公开管理的、不断递增的贬抑和毁灭的进程。这使得一个一直需要政府规则和法令认可的民族，或者一个做出非同寻常事情的时候需要各种等级和头衔的官员认同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因此，甚至这一毁灭的进程必须以平稳和有序的方式进行。当这没有发生的时候，甚至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都会感到不安。例如，党卫队期刊《黑衫队》的编辑写了一封生气的信给希姆莱的一位参谋，抱怨犹太人正在他编辑部附近遭到鞭打，一个驱逐犹太人的中心就位于那里。他指出他的雇员和埃赫出版社的雇员，包括男人、女人、外国人，都看到这一有损体面和让人羞耻的场景。这封信的作者赶紧加了一句，他的抱怨和人道主义的、感情用事的情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事情必须按照恰当的德国方式来进行，即采取有条不紊的、冷血的方式进行，同时这一方式保持和强化了纪律。这确实就是毁灭进程展开的方式。司法部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职业交易所取消了他们的工作许可，市政福利办公室没收食品配给簿，住宅办公室不再为他们登记房产簿，注明“房主不明，迁往东部”。

官员们可能一直指望公众也去做他们分内的事情。例如许多德国人无拘无束、热切地参与了掠夺犹太人的房产和值钱的东西。这一行为在毫不羞耻和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在德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施特赖歇尔统治的法兰克尼亚，许多犹太人直接受到腐败的纳粹党官员的打击，他们被迫“捐赠”他们的资产或者其他东西。许多德国人似乎对犹太人那里将会发生些什么的消息十分灵通，当犹太住户被驱逐的时候，他们就写信给盖世太保要求获得空出的房间。

1941年秋季，犹太人被迫在他们的衣服上戴上“大卫之星”。这一目的就是公开给他们打上叛徒和人民之敌的烙印。这一法规后面的推动力量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认为这是仁慈的卫生和预防疾病的举措，它阻止了犹太人感染德国人民。但是，公共的反应一点都不是这位宣传部长希望看到的。从犹太幸存者和诸如外国人客观的观察者的记录来看，犹太人受到的来自普通德国人的同情超过他们受到的侮辱。莱奥·?贝克回忆受到了比通常更为礼貌的对待。事实上，在公共场合无意能听到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比如“你的标记是我们的羞耻”；或者“戴上大卫之星要比参加国防军更有勇气”。施佩尔回忆道，在总理府一次沉闷的午宴期间，戈培尔开始向希特勒抱怨柏林人，他承认，“我的元首，犹太人之星的引入产生与我们期望相反的效果。我们的想法是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排除出去，但是大街上的人并没有躲避他们。相反，人们到处显示出对他们的同情。这个民族还不成熟，它充满了各种愚蠢的感情用事。”

为了确保德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显示更多的“陈述性”，这位宣传主管鼓动制定了一个新的条令，它由帝国中央保安总局颁布，规定表现同情或者和犹太人保持任何友好的关系都是一个要得到惩罚的罪行。为了进一步确保那些感情用事的德国人得到这一信息，戈培尔印制了专门的反犹太人传单，和食品配给卡一并分发给德国家庭。传单在封面上印有一颗黄星，并写有“德国人，这是你的宿敌”，警告犹太人已经激发起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必须毁灭他们。戈培尔继此还在期刊《帝国》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启示文章，标题为《犹太人都是罪犯》，它告诉公众犹太人因为犯有叛国罪，现在正得到公正的灭绝。

德国的犹太人现在处于驱逐和灭绝的边缘。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氛围是超现实的。维克托·?克伦佩勒见证了这一时代奇怪的趋势。他娶了一个雅利安女人，生活在城市贫困的地区。克伦佩勒遭遇到同情奇怪地变化为不断增长的羞辱和贬抑。和普通人微小的善意一道，出现了出乎意料的、损害尊严的查房行为。在此期间，克伦佩勒和他的夫人受到了恶骂、殴打和唾脸。一个官员嘲笑道：“为什么你们还老不死？为什么你们不打开煤气阀？”另一个官员殴打他的夫人，尖叫道：“你这个犹太婊子！为什么你和一个犹太人结婚？《塔木德经》说每个非犹太女人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婊子。”尽管有这一切，克伦佩勒依然坚持认为：“我是德国人，我没有选择它，但我也不能把它扯掉。”为了回应他朋友的恳求——他必须在犹太人唯一的地点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并在那里做犹太人的教师，克伦佩勒说：“我是德国人，我不可能成为其他东西。国家社会主义者不是德国人民；今天的德国人不代表整个德国。”

1942年6月，克伦佩勒列举了31条反犹太人法令的清单，他认为对于他和其他纳粹德国的受害者来说，这一清单使生活成为活生生的地狱。它们包括禁止在晚上八点以后外出；禁止拥有自己的房子；禁止拥有收音机或打电话；禁止购买或者订阅报纸；禁止进入剧院、电影院、音乐厅或者博物馆；禁止驾驶交通工具或者乘坐公共汽车；禁止购买雪茄或者香烟；禁止购买鲜花；禁止进入理发店；禁止拥有打印机；禁止养狗、养猫或者养鸟；禁止进入公园；禁止从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

无需惊讶，鉴于这些压迫性的环境，许多犹太人放弃了，自杀了。一种大家喜欢的方法是服用过量的佛罗拿安眠药。一位幸存者注意到那么多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生活而自杀是多么奇怪。许多人依然相信这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可能把握伟大的德国文化矛盾背后的原因，这个矛盾涉及为何产生了巴赫、贝多芬、歌德的民族现在崇拜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据估计大约有一万犹太人自杀，因为他们发现没有未来，并且预料到会被纳粹消灭。

德国的犹太人集中在城市公寓强迫集中居住之后，面临着很快被驱逐到东部。第一波驱逐浪潮发生在1941年11月。德国犹太人的末日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回顾这些驱逐的历史学家依然惊讶于为何它们执行得如此顺利。历史没有记录下来任何大的阻难或者中断。无论犹太人还是德国公众都没有对毕竟是可怕罪行的开端引起什么大惊小怪。像其他地方一样，历史学家在这里不得不停顿下来提醒自己：受害者像北极旅鼠一样的行为不能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犹太人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纳粹聪明的掩饰是毁灭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不知不觉地支持这一进程的犹太领导人和组织的依赖也是如此。这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协会顺从地执行了纳粹的指令，它天真地认为犹太人会发现由他们自己的人来处置会舒服得多，因为他们会比纳粹要显示出更多的情感和友善。一位幸存者后来惊讶于在驱逐过程中体现的坚忍接受和平稳运作的特性。

令我惊讶的是犹太自治最高行政机构的自我克制和坚忍平静，他们让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管理当局逼迫进入驱逐工作当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犹太社区和犹太机构的100名雇员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从德国人给他们的材料中，根据职业和年龄，集合出一张有序的清单。

犹太人自己组织驱逐的进程就会更加人道的假定，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想法，因为它只是哄骗犹太人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纳粹理解的只是力量，没有其他。一个剧烈的和集体的抵抗行动可能会产生争执。莱奥·?贝克的一位朋友与圣雄甘地有一次会谈，其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抵抗纳粹的暴政，德国的犹太人应该做什么呢？甘地建议集体自杀，这会震惊文明世界的良心，并且用富有戏剧性的力量战胜纳粹的邪恶。但是这样的想法完全与贝克救人胜于毁人的信念相冲突。贝克也反对积极的抵抗，认为它是无效和弄巧成拙的。1942年5月抵抗出现了。一个由赫伯特·?鲍姆和玛丽安妮·?科恩领导的犹太人抵抗团体，试图烧毁柏林的被称为“苏维埃天堂”的纳粹仇恨展览会。这个团体给展览会点了火，但只形成了小的伤害。不久，盖世太保抓获了包括鲍姆在内的领导人，鲍姆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同时盖世太保还围捕了数百名无辜的犹太人，包括莱奥·?贝克和国家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贝克后来传话给没有被逮捕的不同政见者，他们应该停止自欺欺人的抵抗行为，因为它们会使犹太社会处于危险境地。当然，贝克的请求完全是无效的，因为纳粹无论如何都想要粉碎犹太社区，因此无论是贝克的消极办法还是鲍姆的积极抵抗都没有任何差异。1943年1月27日，盖世太保将贝克带走，送入特莱西恩施塔特。从那一天起，德国犹太人正式的末日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