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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表名可知它们均在坞中（或坞上）升举，汉简无堠上、累举、直上表之名。堠顶只一席地，兼设或同时并举烽、表似有局限。故地表用地烽竿的设施升举，而地表之于坞上表，犹地烽之与旁烽，可能是同物异名。所以，堠上烽与坞上表的不同位置，是它们的又一重要区别。汉简中不见记地烽竿高度，因此不知烽（堠上）、表所举高度有何差别？居延简曰：“坞高丈四尺五寸，堞高六尺，埤堄高二尺五寸，共高二丈三尺五寸”（175·19）。地烽竿如高三丈，则露出坞上不逾丈。估计地烽竿会比堠上烽竿高大些。

有几种用途明确而性质特殊的表：

亡人赤表：

见（15）、（16）、（17）、EJT23·765等，又称赤表、亡赤。此为告示各塞警戒逐索逃亡者的红色表号，亡人多指在逃罪犯与亡越塞檄的吏卒百姓。（37）简言居延有人南逃，其前方较远的广地塞需举亡赤表，这等于实行全线戒严。随后以文书传檄塞上，补述详情，专称为“亡人赤表函”，见甲1912等。

兰入表：

亦见（37）及EJT23·765。兰同阑。《汉书·成帝纪》：“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因此，兰入表是发现敌迹的警告性信号，表示已经或正在侵犯塞防。

诟表：

见（18）、（19）、（20）。诟，作斥责、辱骂解。用表号诟责，并需传递，约是警告、责问某种违法行为，最可能是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催促。

汉代表号还有不少难解之谜。其一，是表号的装备数额。据莫当、大湾簿，每燧只装备一枚布表。例（29）、（37）、（43）、（44）及“品约”册的敌警、亡人警，亦只举一表，因知守御簿的布表即是品约册的坞上大表。但烽火记录之表数，有多达六、七枚，与装备数量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这应是某段时间内举表的总数，并非一次或一竿所举的表数。但表的不同品种名目确实众多，如亡人赤表的数目有一至三桓，诟表数目每次为一枚，兰入表的数目不明，均为烽品不载，可见汉代表号用途极广泛。除了一枚发布敌警的大表，其他表号或受另外制度的约束亦未可知。在居延都尉辖区，目前尚不见亡赤等号，其种类、数目、含义当因时因地而异。至于坞上表、大表、地表以及小表，与堠烽、旁烽、地烽一样，其相互间的确切关系，目前只能略作推测，均有待深入探讨。

表在唐代停止使用。《通典》守拒法引述所谓“古制”曰：“城上……别立四表以为侯视，……夜举火如表”，言敌近城举一表，逼城举二表，登梯三表，攀女墙四表，或为汉、唐之间制度。宋《武经总要》引此文，末句作“夜则加烛于表”，其表约如篝笼之类，内置烛可照明于夜，已非布表，而汉代表号皆用于白昼。明《武备志·墩堠图说》：每墩备黑、白旗各一、灯笼三、木梆一，墩上立二竿。此旗相当于汉表。《清通典》卷七六记清初制度：敌百人至万人入侵，递次挂“席”一至七领，辅以炮声一至连发。其席约草编方形，不会过大，略同汉代表、烽。

（三）烟类

以灶、囱升烟，约始于秦汉之际。《墨子》诸篇所言之火，其装置与汉烟近似。《杂守篇》曰：“筑邮亭，……亭一聋灶、鼓。寇烽、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旦弇（暮）还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烽，夜以火如此数”；《备城门篇》：“城上三十步一砻灶，……三十步置坐候楼”；《号令篇》：“屯陈、垣、外街、衢街皆楼，高临里中。楼一鼓、聋灶，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以火”。以上之聋灶、砻灶即发火装置，设亭堠、候楼上，亦即“城上烽燧”之燧。砻、聋，前人考订为垅、垄[见孙诒让：《墨子闲诂》的《备城门篇》、《号令篇》。]，即垅丘。又《史记·滑稽列传》：“垅灶为槨”。是垅灶周高而中空为火膛，内常蓄火种，夜遇警，投薪草即燃火发号。

烟灶制度：

灶一一（68·40）

栊灶少一（EPT57·109，候史广德坐罪檄节录）

烟造一（莫当燧等节录）

汉代发烟装置，曰灶、栊灶、烟灶。栊同垅、聋等。窀，灶字古文，见《说文》。造，为灶字音假。坐罪檄为宣帝元康时简，犹沿用战国旧名，王莽时称烟灶。烟灶的形制，下部约同《墨子》聋灶，上部加筑一高囱。据（75），此囱贴傍烽台筑起，上囱口出堠顶女墙之“埤堄”以上二尺，简文谓之“堠上烟窦”。烟窦，又称烟突、烟堗，即烟筒。此简以下皆建筑学术语：“要中三尺，□明上积三尺，□除八寸，规矩进一”，似谓囱半高（腰）处方三尺，向上每三尺收分二寸。按台高五丈计，收分至堠顶，囱口约方一尺四寸。《墨子·备城门篇》：“埤堄广三尺、高二尺五”；前引简175·19“埤堄高二尺五寸”。囱口在埤堄之上，通高接近于堠楼高度，约12米左右。简言囱在堠顶，燃烟之灶必在堠下。烟灶遗迹，居延至今犹存例证。一是1974年发掘甲渠塞第四燧烽台西南角，发现利用堠、坞夹角，露天筑一灶，灶台高1。1米，方70×60厘米，中有圆形火膛，后方于烽台壁上挖出宽60、深30厘米的沟槽作囱，残迹高1米，外敷草泥，沿台壁通向上方。另一在金关遗址F1西北角，亦贴堠壁与坞墙夹角筑一灶，灶前高60、后高110厘米，台面向前倾斜，下有火口、火膛，后部依壁角向上筑囱，径60厘米[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文三页，图五；文五页，图十三。

]。此二灶皆可定为烟灶，烟囱都是紧贴烽台筑起来的。与此类似的遗迹，都可能是烟灶。

举烟方法：

汉简举烟必曰举堠上、亭上烟，明证出烟处在堠顶。如堠下灶膛内充塞薪柴粪草，燃火后，火烟籍抽吸之势，拔高十余米，冲出囱口，故远方得见堠顶孤烟直上。过去或以为放烟之灶、囱皆筑于堠顶；或以前述之灶为炊事灶；或袭旧说，以为烟柱聚而不散乃燃狼粪所致，皆非是。堠顶如设灶，难免烟火弥漫，且需多蓄薪草。炊灶依烽台散出炊烟，易于堠上烟号相混。又居延现存烽台大半毁圮为矮土堆，不经发掘，实难发现烟灶遗迹。现在，遗迹、简文无不吻合，烟号、烟灶之制已毋庸置疑。例（49），烟字近似“熛”，乃笔误。或释作“熛”。但《说文》释熛为火迸飞状，而古今皆不见以熛为号，故当以释烟为是。

汉代烟号因有烽、表配合，每燧只设一灶，每次多只举一烟。例（66）“昼举二烟”，约连举两次，即一烟放毕再放一烟，但也可能暂时断绝烟路，形成二烟、三烟的效果。下例：

烽火□板一（莫当燧簿节录）

吏卒更写（？）为烽火□板（199·3）

□字，上从四、网，疑是幂字，以物覆孔穴曰幂。幂板可覆塞烟囱口，控制烟的出路，放烟、止烟及二烟以上，约由戍卒在堠上操作，燃火、灭火则在堠下。

汉代烟号对后世烽火颇有影响，惟因烽、表二号逐渐减省，故烟数及灶囱数逐渐增加。《通典》守拒法引“古制”：烽台“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按此文所记似有讹误。其台上三所当为囱（突），台下之三所为灶，总共为三所。《隋书·长生晟传》一次放四烟，灶数增至四所。唐兵部《烽式》之烟，于台下地面另立四灶，灶曰“乌炉”，囱曰“土筒”，高一丈五，半腰以下方形，向上渐锐收分，与（75）汉式做法全同，但囱、炉皆独立，不依烽台。炉中燃苣，筒上升烟，同时可放四烟。筒口覆瓦盆，用以启闭管制，作用略同汉时之幂板。以上乃魏晋隋唐制度。唐以后，烟灶亦废。明《武备志》墩堠图说云，每座烽台备“草架”三垛；甘肃省博物馆藏《抚院火炮号令》：“遇大虏……各墩昼烧烟柴五堆”，《兵守火炮号令》：“见贼二、三十骑，白日即烧烟柴二堆”；《清通典》卷七十六：“边境设立墩台，……遇有紧急，举烟为号”，此草架、烟柴，实乃汉代之积薪。

（四）苣火类

《墨子》记苣为城防照明火把，《备城门篇》曰：“城上二步积苣，大一围，长丈，廿枚”；“五步一爵穴，大容苣，……人擅长苣，长五节，寇至城下，闻鼓音，燔苣，复鼓，内苣爵穴中照外”。苣火作烽号约与烟同时。

苣火的形制、举法：

汉代苣的实物，甲渠第四燧所出二枚，残长82、径8厘米，芨芨草把束绳四道，分五节，中三节贯小木橛，[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文六页，图二七。]原长约1米。敦煌汉塞，据甘肃省博物馆的调查，皆芦苇扎制，一种长110、径10厘米（出D、D、3号烽台即斯坦因TⅥb）；一种长过2米，径15~16厘米（出D·D·10号TⅣa），用来垒筑积薪。罗布淖尔之苇苣，全长63、径8厘米[参见黄文弼：《罗布淖儿考古记》（1948年哈佛燕京学社版），文一〇七、一一七页，图版二七。]。

汉简之苣有大苣、桯苣、四尺苣、小苣等：

小苣二百桯苣六（莫当燧簿节录）

小苣三百桯苣九（大湾簿节录）

大苣卅小苣、四尺苣各百（EPT49·13节录）

毋角火苣五十（264·32甲1383）

承苣少卅七（82·1甲475）

苣一币、一□不利（68·95）

前述第四燧及D·D·3之苣或即四尺苣，长汉制四至五尺。罗布淖儿所出者不足三尺，或为小苣。敦煌的长苣火出堠旁，有的已点燃，可能是大苣。唐兵部《烽式》曰：“烟尽一时，火尽一苣”，“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苣之长短大小不一，应与燃时间及举法有关。